五月，沈嘉仪从上海回香港，带了一份分析报告。报告里有一组数据：1997年第一季度的资本外流速度比1996年同期放缓了大约四分之一。虽然还是在大规模流出，但趋势在变。她把报告放在李家港桌上。

比预期好。她说。

李家港翻了翻。你觉得是因为那顿晚宴？

不全是。但有一部分是。沈嘉仪看着他，你做的事情不只是在买资产。你在买一个信号。

什么信号？

信号是——有人信。

李家港合上报告，没有继续这个话题。他看着窗外，忽然问了一句：启明的实习安排好了？

沈嘉仪笑了一下。你儿子下个月到港湾投资报到。我已经让人给他留了一个工位，在角落。

为什么在角落？

因为他不是来参观的。

六月初，李启明从伦敦回来了。他在希思罗机场上飞机的时候，背包里揣着一本剑桥经济系一年级的教材，书页上做了密密麻麻的笔记。飞机降落在启德机场的时候，他隔着舷窗看到了维港——那个他每年暑假都会看到的画面，船在走，楼在亮，跟以前没什么区别。

但他母亲在机场接他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爸最近很忙。

启明背着包，跟方洁瑛往外走。忙什么？

忙着让别人相信香港不会变。

启明没有接话。他低头看了一眼背包带子上挂的一枚小徽章——那是他临走前沈知远塞给他的，港湾投资的标志，银色的小圆牌。沈知远说：戴着，别丢了。

第二天一早，启明出现在港湾投资的办公室。沈嘉仪让人给他安排了一个靠窗但偏僻的角落工位，桌上有一台电脑、一部电话，还有一沓厚厚的资料——全是香港1997年第一季度的地产交易记录。第一页贴了一张便签纸，上面是沈嘉仪的笔迹：一周之内，看完。不懂的问，不要装懂。

启明坐在那个角落里，翻开第一份资料，看了整整一个上午。中午饭是楼下茶餐厅的冻柠茶和菠萝包，他坐在工位上吃的，一边吃一边在看。下午三点，他给沈嘉仪发了一条信息，问了一行数据里的两个术语。沈嘉仪回了三个字：自己查。

他查了。查了四十分钟，找到了答案，然后把注释写在资料旁边的空白处。那天他走的时候是晚上八点，办公室里只剩他一个人。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脖子，看了一眼窗外。维港的灯亮起来了，隔着玻璃幕墙看过去，那些灯光有点模糊，但还在。

他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然后收拾东西下楼，走进香港五月的晚风里。街上的人不多，有一对情侣在公交站等车，有个老头在路灯下看报纸。那些画面跟他在伦敦看到的很不一样。他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但他站在那儿的时候，想起母亲在机场说的那句话——忙着让别人相信香港不会变。

他不知道父亲在饭桌上说了什么。但他知道他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