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四月，香港的天气已经开始热了。中环的写字楼冷气开得很足，玻璃幕墙反射着阳光，街上的人穿起了短袖。但有些东西跟天气没关系——地价还在跌，移民公司的广告还在见报，茶餐厅里关于要不要走的讨论没有停过。

李家港在那段时间做了一件事。他联络了香港几个老牌华资家族——做航运的董家、做纺织的陈家、做地产的郑家——在一个没有公开的晚宴上坐在一起。地点在中环一家私人会所的包间，桌子不大，八个人。李家港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维港的夜景。

那天晚上没有人拍照，没有媒体报道。后来楚梦瑶在内部纪念文集中写过一笔，说那是一根看不见的绳子。

晚宴上李家港说的话不多。他的习惯是在别人都说完的时候才开口。几个家族的代表各自讲了讲自己的判断——有人打算把一部分资产转移到新加坡，有人打算卖掉几栋楼换取现金，还有人还在犹豫，没做决定。

最后一个轮到他。他放下筷子，说了一句话：

我打算在香港再投一百二十亿。

桌上安静了几秒。董家的代表放下酒杯，看了他一眼。什么时候？

已经在做了。

为什么？

李家港想了一下。因为这个城市，不可能倒下。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信，那它才真的会倒。

陈家的代表问了一句：如果1997之后经济不如预期呢？

那就扛。

怎么扛？

扛的方式，就是我们坐在这里。李家港看了一眼桌上的人，如果我们几家的钱都走了，香港还剩什么？几栋空楼，几个没人住的豪宅，还有一批等着被清算的华资企业。剩下的就是——被外资买走。便宜的。

没人接话。过了很久，郑家的代表——一个头发已经全白了的老人——拿起茶杯喝了一口，说了一句话。

我年纪比你大。我见过英国人来的那一年，也见过日本人来的那一年。每一次都有人说香港完了。每一次都没有。

他放下茶杯。你这一百二十亿，我跟你。

那天晚上晚宴结束的时候，李家港在会所门口站了一会儿。五月的风从海面上吹过来，不冷不热，带着一点咸味。他想起了1983年港元危机那次，福伯说你现在是千军万马的统帅了。十四年过去了，千军万马还在。

那一周里，他陆续接到了几通电话。董家说考虑好了，会调整资产配置，不会大规模外流。陈家说旗下的纺织厂不会迁走，还会继续在香港保留产线。郑家更直接——他们把自己名下的一栋写字楼从名单里撤了下来。

李家港没有在公开场合提过那顿晚宴。但消息还是在商界传开了。后来有一个证券分析师在研报里写：香港的华资家族正在形成一种默契——不是联盟，是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