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的秋天，李启明十八岁。他在伊顿公学的最后一年。

伊顿的秋天和香港不一样。树叶落得早，九月底就开始黄了，到了十月满地都是褐色的梧桐叶，踩上去嘎吱响。启明从宿舍到教室要穿过一条叫校长路的石板道，两边的老房子墙上爬满枯藤，灰蒙蒙的。他在英国已经待了五年——十三岁那年被送到这里，李家港送他到希思罗机场，在出发大厅门口站了一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五年。然后转身走了。

那五年里启明回过三次香港。寒假一次，暑假两次，每次回去都觉得香港变了一点——维港的天际线多了一栋楼，铜锣湾的霓虹灯换了颜色，家里新来了一台曙光OS的电脑，桌面上是方洁瑛画的那幅山村晨景壁纸。母亲方洁瑛的画室比以前大了，画框堆在墙角，架子上有一幅还没画完的，画的是一棵大树的根，露在地面上，曲曲折折的。启明问她那是什么，她说：根。看不见的那些东西。

启明有时候觉得母亲说的话跟父亲说的很像。父亲说的更短，更硬，但意思差不多。有一次他在信里跟父亲说，伊顿的同学问他香港是不是快回归了，问得他很烦。李家港回了四个字：烦就对了。

1996年十月，启明收到了剑桥工程系的录取通知。无条件录取。他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在伊顿排名前百分之三，推荐信写得很长。但他没有立刻回信确认。他拿着那封录取通知，在宿舍里坐了一个下午，然后给李家港打了一个长途电话。

电话是李家港接的。他正在深圳，刚从工业园三楼下来。林知夏的实验室最近在折腾一件新东西——把曙光OS往一个巴掌大的设备上移植，说是未来的手机，李家港听不懂具体技术，但看了一眼那个巴掌大的东西，觉得林知夏的方向是对的。他接电话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块样机模型。

剑桥录了。

李家港在电话那头停了一秒。好事。

我在想一件事。

我不想念工程了。

李家港没有说话。电话里能听到深圳工业园外面马路上的车声，还有远处注塑机规律的咔嗒声。

我想念——启明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下，我想读经济。

李家港把手里的样机模型放在桌上，换了一只手拿电话。你想清楚了吗？

想了一个月了。

为什么？

启明没有立刻回答。他坐在宿舍靠窗的位置，窗外是伊顿秋天的草坪，几个穿着黑色燕尾服的男生在踢球。他看了一会儿，说：我觉得未来的路不止一条。我想知道另外一条是什么样的。

李家港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他想起自己十七岁的时候——1978年那个暴雨夜，他站在灵堂里，手里攥着爷爷的笔记本，科技救国四个字被雨打湿了，墨迹洇开了一点。那时候他没有选择。活下去，只有这一条路。但启明不一样。启明有选择。他手里捏着剑桥工程系的录取通知，跟父亲说，我想走另一条路。

剑桥那边——李家港开口。

我可以跟学校申请转系。如果不行，明年重新申请。

你知道重申请的风险？

知道。

李家港沉默了一会儿。

启明在电话那头呼吸重了一下。你不问我为什么？

你刚才说了。想走另外一条路。李家港停了一下，这五年你在英国，见过的东西比我多。你自己做的决定，自己负责。

启明握着电话，忽然不知道说什么。他本来准备了一堆理由——关于技术如何被商业转化、关于芯片研发到最后其实是资本游戏、关于他亲眼看到父亲这几年在董事会上跟财务数据较劲——但他发现父亲根本没有问他理由。父亲只是说。

还有事吗？李家港问。

没有了。

那挂了。你妈那边，你自己跟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