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期定在十月初。

方洁瑛说不用大办。她来香港一年多，认识的人大半都在天桥底下，还有几个在制衣厂里，剩下的全是工厂的工人。她给每个人都写了请柬，用的是自己手绘的紫荆花信纸——每一张请柬上的紫荆花都是单独画的，花瓣的朝向和配色略有不同。给阿彩的那张花瓣是半开的，像她第一次在天星小轮甲板上闭着眼睛听歌时的样子。给细妹的那张花苞最紧，只绽开最外面一层花瓣。给阿杰的那张没有画花蕊，她说阿杰不喜欢太复杂的东西。写信封地址时她咬着嘴唇，在阿彩、阿明、细妹、阿杰的名字旁边都用不同颜色的蜡笔画了很小很小的标记。阿彩拿到请柬的时候正在制衣厂加班，拆开信封看了一眼封底的铅笔小字——她给对方每个人写的客套话都不一样——然后蹲在缝纫机旁边哭了出来。细妹把自己的请柬用透明胶纸贴在储物柜内侧，和她从报纸广告上裁下来的照片并排放在一起。

婚礼在旧工厂的车间里举行。

福伯提前三天就开始打扫。他把每一台机器都擦得锃亮，注塑机的导轨上重新上了润滑油，连仓库里那台老旧的手摇车床都被他用绒布从头到尾抹了一遍。他在实验台和注塑机之间铺了几条从传达室找出来的旧红布——那是当年老爷在时厂里办中秋聚餐用过的，压在箱底好多年，布料已经有些发脆，但颜色还是正红。他在实验台后面摆了一排从花市买来的鲜花，插在洗干净的搪瓷缸里。那些搪瓷缸是福伯从各个工位上收集来的——阿强的、刘师傅的、阿明的、小周的、阿珍的、阿彩的——每个缸子外壁上磨掉的红字都各不相同。阿强那个上面原来写的是“提高警惕”，现在只剩“提高”两个字的轮廓，后面几个字磨得只剩几道红痕。刘师傅那个是“安全生产”，字迹还比较完整，只是“产”字最后一笔被磕掉了。小周那个是最新的，几乎没有磕碰，红字清清楚楚地写着“工业学大庆”。所有搪瓷缸被福伯在实验台后面一字排开，插着不同颜色的鲜花——白的百合、黄的雏菊、粉的康乃馨、还有几枝从工厂门口那棵紫荆树上剪下来的枝条，枝头的花正在盛放。

阿强从实验台抽屉里拿出那枚Q值八十九的中周变压器，用方洁瑛平时擦画笔的软棉布把它擦干净，放在铺着白色桌布的实验台正中央。桌布是方洁瑛从画室里拿过来的素色棉麻布，就是天台上铺过长椅的那条。中周变压器旁边是一对新搪瓷缸——福伯专门去街市买的，缸身上印着双喜字，红得发亮。阿强把变压器摆好之后，又从抽屉里拿出那只他和方洁瑛一起绕的第一组线圈骨架样品，放在变压器旁边。

方洁瑛没有穿婚纱。她穿的是一件自己缝的旗袍，白色底子，上面绣着紫荆花。绣花的线是她从苏州带出来的最后一样东西——一束丝线，她母亲留给她的。丝线用一块旧手帕包着，放在布袋最底层，平时连她自己都舍不得打开。以前在天桥下画扇面、在画室里教孩子们配色时，她只用街上买的普通棉线和最便宜的水彩颜料。昨晚她坐在画室灯下，把丝线一根一根摊开，丝线在灯光下泛着极细的光泽，每一根都匀称得没有一丝粗细不匀。她找出淡紫和牙白两色，对着袖口比了很久才落下第一针。她绣的时候想起来母亲在苏州绣坊里把一根丝线劈成二十四股，最细的那股绣鸳鸯的眼睛，穿过绸面的那一刹那线细得几乎看不见，但鸳鸯的眼睛就这么亮了起来。她一直没学会劈到第二十四股——劈到一半线就断了。但她现在能在一件自己缝的旗袍上绣出香港的紫荆花。她走进车间的时候，那些在制衣厂里做了一辈子针线活的老女工们全都安静了。她们见过无数件旗袍，但没见过紫荆花开在衣服上——旗袍上的花不是装饰，是她们每天在注塑车间里亲手打出来的那朵花，从天蓝外壳上移到了白色丝绸上，每一片花瓣的弧度都和收音机喇叭罩上的图案分毫不差。

李家港穿的是他最好的一件衬衫，袖口的扣子是福伯帮他缝的。福伯缝扣子的时候手有些颤，线穿了两次才穿过去。他把衬衫熨得平平整整，挂在书房门后。方洁瑛昨晚最后一次推门进去时，在这件衬衫的领口内侧又缝了一颗备用纽扣，用剩下的半截白线。

来参加婚礼的人把车间站得满满当当。工人、工人家属、天桥下画室里的孩子们——他们穿着自己最干净的衣服，有些孩子的袖口还有不久前刚补过的针脚。细妹穿着阿彩连夜帮她改的一件连衣裙，裙摆上她自己用颜料画了一朵紫荆花，颜色涂得不太均匀，花瓣边缘有点洇出界，但她走路时一直小心地拽着裙角不让它碰到任何东西。阿杰坐在最后一排，手里捏着一张画纸，纸上画着婚礼的场景——他提前画好了，怕现场画不好。画面上一对新人站在实验台前面，实验台上放着一枚线圈，窗外的天空是蓝色的。

孩子们被安排唱一首歌。方洁瑛选了苏州老家的小调，用的是《茉莉花》的曲子，歌词是她自己填的，没有一个字提到苦难和逃亡。她把歌词抄在大张的宣纸上，宣纸上画着她自己画的简谱，用图钉钉在孩子们能看见的墙上。孩子们用不太标准的粤语轻声唱着——他们跟收音机里学的粤语，带着奶音和跑调的音节，最小的几个还把歌词唱错了次序。细妹独唱了其中几句：“白兰花呀白兰花，河边小船轻轻划；桥头有人在等她，风里雨里不害怕。”这几句她是用极轻的气声唱的，歌词写得歪歪扭扭地压在她膝上的那张画纸背面，已经被她翻来覆去地看了无数次。方洁瑛在细妹唱完之后蹲下来抱了抱她，细妹伸手把一片从工厂门口捡的紫荆花瓣按在方洁瑛旗袍的纽扣上。

阿强听到一半把自己工具箱左边抽屉里的线圈记录本塞了又拉，又站起来假装去门口接电话，回来一看根本没有电话。刘师傅自始至终低着头，用烟斗在膝盖上轻轻敲拍子，敲到最后一个音时停了一下，又把烟斗翻过来重新敲了一遍。福伯只在新人行礼时端端正正地站在实验台侧面，双手捧着搪瓷缸像捧着一杯敬给老东家和少东家父母的热茶。他没有哭，但他在敬茶的时候把搪瓷缸递给方洁瑛，双手颤了很久。搪瓷缸里的普洱是新泡的，茶汤浓黑，热气在实验台的灯光里笔直地上升。他说了一句“少奶奶，喝茶”——声音沙哑，尾音被车间里的回声吞掉了一半。方洁瑛接过来，叫了一声“福伯”，双手捧着缸子把茶喝干净。福伯把缸子接回去，往仓库方向走了几步，然后停下来，背对着所有人，从工装口袋里摸出那条灰毛巾，在眼角上按了很久。

李家港握着方洁瑛的手。实验台上的中周变压器在喜糖和茶水旁边，被那盏老台灯照得幽幽发亮。它是这场婚礼的证婚人——见过他们所有的失败和重来，拉断的几十道线圈，半夜碾碎的磁芯粉，还有每一次拉断之后两个人蹲在地上头碰着头重新绕。小周把新人的剪影小心地描在签到布上——不是签名，是她自己用极细的钢笔照着两个人的侧影画的，旁边盖了一枚她从何老板那里借来的火漆章。阿彩把阿强拉到一边，往他手里塞了一盒蛋卷。阿强低头看着蛋卷盒上的标签，说这不是福伯特地留给传达室过年派给工人的那批吗。阿彩说就是那批，福伯前天下班前搬出来重新包了喜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