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机成功之夜，没有人回家。

刘师傅把注塑机最后一批模具的保养记录补完，用夹子夹在机器侧面的文件盒里，又用扳手把水路阀门全部检查了一遍。他在保养记录最底下多写了一行字——“首批量产壳，今早开机”。然后把游标卡尺放回工具柜原处，走过来拍了拍阿强的肩膀，没说话，只是拍了拍，然后转身走了。他走到传达室门口时敲了敲福伯的桌面，说了句“明早我第一个来”，推门出去了。

财务小周把替代渠道的采购价格重新核算了一遍。她把台湾晶体管的进货价、查师傅碳膜电阻的单价、西德电容折扣后的到厂价逐项填入对照表，比对原来的三家代理商报价，发现每一类的替换成本虽然贵了一成多，但原代理商自从断供之后连电话都没回，更别说报价更新了。她把上周全部现金流动逐笔写进流水账，发现他们在最吃紧的关头居然还清了将近三分之一的小额应付账款——其中有几笔是逾期了好几个月的零散欠款，每一笔数目都不大，但加起来够付全厂一个月的电费。她在每一栏结清记录后面备注了日期和经手人，关上抽屉，站起来，对着空荡荡的办公室说了一句“明天见，李生”。

方洁瑛把那只被测试探针夹了两百多次的旧骨架用一块干净的细棉布包好放进抽屉里。这个旧骨架上面的定位槽已经被磨出了极细微的凹陷，磁芯插上去不如新骨架紧，但正是这个瑕疵让他们在第两百三十一次试验时彻底弄懂了气隙和Q值的关系。她包得很仔细，四角叠好，像在包一件小瓷器。绕线圈记录本被反翻到封面，她把封面上的机油印端详了一下，用铅笔在那个印子旁边画了一朵极小的紫荆花。花蕊只有几笔，花瓣只勾了外轮廓，但她画的时候嘴角有一点细微的上扬。

阿强从工具箱里摸出那把摔弯过的旧螺丝刀。这把螺丝刀是被他在绕线圈不顺时摔在实验台上的，刀杆上有一道明显的弯曲凹痕。他用台钳把刀杆夹直，观察了一下回火颜色，重新淬了火，放在工具箱最上面一格。然后他把那三个装失败品的纸箱搬到墙角，用一张干净帆布盖好，在帆布上用记号笔写了一个很大的“二·三·一”。写字的时候，他想起自己曾经在很多个深夜蜷在帆布上过夜，那时头顶的日光灯还总是忽明忽暗。现在日光灯已经换过新管，帆布上多了几个用记号笔写的字。他把帆布角拉平，转身走出仓库。

凌晨四点，李家港一个人坐在实验台前。所有人都走了，车间里的灯灭得只剩实验台上那一盏。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只早已不走的电子表——表盘上布满细密的划痕，那是他前世最后调试那条智能制造产线时，在控制柜边缘蹭出来的。表针永远停在三点十七分，日期窗停在某个他已经失去的日子。他把电子表放在样机旁边，让紫荆花镂空孔里流出的灯光刚好落在表盘上。

后半夜下起了小雨，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音很轻，像有人在远处用指尖翻一本很厚的书。方洁瑛靠在实验台旁边的椅子上睡着了，身上盖着福伯拿来的工作服外套。阿强趴在实验台边，头枕在手臂上，手指还搭在示波器的旋钮上。方洁瑛的一只手搁在记录本上面，梦里大概还在描那朵紫荆花。

福伯最后一个离开车间。他走到门口，把所有的灯都关掉，只留下实验台上那一盏老台灯。台灯的绿罩投下一圈温柔的光晕，光晕里是那台样机、那枚Q值八十九的变压器、那本沾了油污和茶渍的线圈记录本，还有那只早已停走的电子表。他从传达室里端出搪瓷缸，对着实验台上那盏孤零零的灯光站了很久。缸子里的茶已经不冒热气了，但他没有喝，只是捧着。然后他走进车间，从工具柜里找出几块干净的绒布，把车间里的每一台机器都重新盖好。明天，这条生产线上将走出五百台新机器的第一批外壳。他把绒布的四个角一一系在机器底座上，系完最后一个角时，听到走廊尽头传来轻微的鼾声。他停了一下，侧耳确认那声音来自仓库方向而不是车间里，然后轻轻拉上传达室和车间之间的隔断门。门合上的瞬间，门框上的老合页发出一声极细微的金属摩擦声，那声音没有吵醒任何人，只是在空旷的车间里回荡了一下，随即被铁皮屋顶上的雨声吞没了。

福伯走到窗前，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雨很小，云层很薄，东南方的天际隐隐透出一丝极暗的灰蓝色，像是有人在天幕背后点了一盏还没有完全亮起来的灯。那颗启明星挂在离屋顶很近的地方，在云层的缝隙里透出一点坚定的银白色光芒。他低头看了看窗台上那只搪瓷缸——缸子里的茶已经凉透了，缸身上“工业学大庆”那几个字被磨得只剩最后几笔，但每一笔都还是红的。

他端起搪瓷缸，轻轻吹了吹茶面上那层已经冷却的薄皮，抿了一口凉茶。然后他走到传达室，把门掩上，在旧藤椅上靠了下来。桌上那台黑色拨盘电话安安静静地缩在搪瓷缸旁边，听筒上的指纹已经被他擦干净了。明天还有很多电话要打。但天亮之前，还有时间睡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