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账摆在案上。灯挪近了，照得纸面发黄。

第一本薄。封皮上写“沈府总账”，是给族里看的。一年一册，收支两项，结余写得清清楚楚，年年有余。

第二本厚。封皮上写“军需往来”，是给户部看的。三年一册，条目细，字号小，每一笔都有日子、有经手人、有印。

第三本旧。没有封皮，蓝布包着，布已经磨破了角，露出里头的纸。纸是粗纸，边缘毛糙。

沈照先看第一本。

永昌三十四年，进项三万一千二百两，出项两万八千五百两，结余两千七百两。

账做得漂亮。她翻到最末，看见一行批注，是母亲的字：“核。”

第二本她看了半个时辰。

三年军需，粮、草、铁、皮、药，一笔一笔。她一行一行往下看，看到第三年的秋天，停住了。

那一行写着：

“永昌三十六年九月，付宣武镇左营粮三万石。”

经手人一栏，空的。

印一栏，盖的是“待核”。

她注意到一处不对。

“待核”两个字，有两种写法。前两年是朱笔，后一年是墨笔。朱笔是兵部批下来的，墨笔是营里自己写的。

她数了数墨笔的：十七张。

十七张墨笔的收条，加起来十九万石。

十九万石粮，没有兵部的批，只有营里一个字的“核”。

她往下翻。

“永昌三十六年十月，付宣武镇左营粮四万石。”“永昌三十六年十一月，付宣武镇右营粮两万石。”

一直到十二月。

她算了算，三年，三十七万石。

她取了一张纸，把三本账摊开，一笔一笔往纸上抄。

抄到子时，纸上落了三个数。

第一本，三年结余：七千九百两。

第二本，三年军需：三十七万石。

第三本，三年赊借：四十四万四千两。

三个数摆在一张纸上，怎么也对不上。

沈家的进项是死的，一年三万两，三年九万两。九万两填不进四十四万两的窟窿。

她又翻回第三本，从头数押出去的东西。

庄田契十一张。城西铺面四间。母亲自己的嫁妆——三箱首饰、两箱旧衣、一对玉瓶。

到第三年冬天，老宅东边那一进院子也押了。

押到最后，母亲写了一行：无可押。

沈照把笔放下。

第三本最难懂。

那不是账，是日记。

一页一页，全是母亲的字，写得急，字与字挤在一起。

“三月，向汇通号赊粮八千石，月息一分二。”

“四月，向同福粮行赊一万石，押庄田契三张。”

“六月，船行涨了三成，改走陆路，多花四百两。”

“九月，军中收条写‘待核’。问，答曰‘兵部未批’。”

沈照一页一页翻过去。

翻到第三年的腊月，母亲写：

“腊月，城外粥棚，三百二十两。”

她停住了。

她往回翻，又往后翻。

别的每一笔，母亲都写了来处去处——向谁赊、押了什么、几时还。只有这一笔，只写了地方。

腊月。城外粥棚。三百二十两。

三百二十两，是这三年里最小的一笔。

三十七万石粮，折银四十四万两。四十四万两，压在一个三百二十两旁边，像一座山压着一枚铜钱。

她把三本账合上。

外头已经起了更。她坐了很久，才起身，去了北边上房。

母亲还没睡。

屋里点着一盏灯，火苗很小。母亲靠在榻上，眼睛是睁着的。

“看完了。”母亲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