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午九点，管理处的小会议室只开了半扇窗。

铁盒上的两道纸封由沈知夏、顾兰香和赵干事共同核对，封口没有破损。周桂芬昨夜答应到场，临出门却说头痛。唐素云测过血压，数值平稳，便问她要在屋里休息，还是坐在会议室门边旁听。

周桂芬选了旁听。

她不是被押来认错，也不能用不进门阻止写给别人的信被查验。

剩余七封仍按日期开启。第一封正是写着“家属房已经批下”的那封。陆沉川在信里列了三件事：红山西排可能腾出一间半，托儿点能接收两岁以上孩子，家属可以参加附近缝纫组试工。他没替沈知夏决定，只问她愿不愿来，若愿意，就在回信里写明到达月份和需要携带的东西。

信末还有一句：“路远，房小，日子未必比村里轻松，但我们三个人总该一起试一回。”

沈知夏读完，手停在纸边。

她记得一九八二年那个夏天。小满刚退过一次高烧，她用半块粉笔在灶墙背面列过行李：两床被、一只搪瓷盆、孩子的小木勺、陪嫁机能不能托运。没有人知道那列字，她后来怕婆婆看见，又用湿抹布擦掉。

那时她愿意去。

她不是从没想过去红山。那年夏天，她连小满的小木勺都列进了行李。她曾经一遍遍盘算如何带孩子坐车，如何在陌生地方找活，甚至担心陆沉川见到瘦小的女儿会不会不喜欢。

可她没有等到这封信。

周桂芬从门边插话：“红山冬天冷，水也不方便，我不让你去是怕你受罪。”

沈知夏抬起眼：“您可以劝我，可以把苦处都告诉我。可最后那句愿不愿意，该由我写。”

“你去了，家里活谁做？建民学徒，秀玲进厂，哪样不要人帮？”

这一次，理由终于从“为儿媳好”落到陆家的具体需要。

赵干事只记录原话，不替任何人概括。陆沉川也没有问母亲到底是为谁好。他将信封的投递时间与一封旧回信放到一起。旧回信写于收到这封信后的第六天，语气是沈知夏“不愿离乡，不愿带孩子吃苦，也不想给部队添麻烦”。

沈知夏看到那段话，忽然笑了一声。

不是觉得好笑。那几句话过于懂事，像把所有人的方便都替他们想完，唯独没有她自己的声音。

“我那时连红山叫红山都不知道。”她说，“只听娘说你在北边，没问过部队什么麻烦，也不会写‘不愿给组织添负担’。”

陆沉川低声说，那封回信到后，他没有向地方核实，也没有再要求她亲笔确认。

“因为它像一个省事的答案。”沈知夏看着他，“妻子不来，你不用腾时间；孩子不来，你也不用学怎么做父亲。你寄过信是真的，你收到假话也是真的，可你接受得太容易，也是真的。”

陆沉川没有辩解通信困难。他把这三句话原样写进自己的情况说明。

“我当时觉得尊重你的选择，实际没有确认那是不是你的选择。”

信被藏，是藏信人的错；他几年没再核实，是他的错。前一个，不能替后一个擦掉。两项并列，不因查出前者就抹掉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