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梦瑶在笔记本上记了这句话。后来她把这句话写进了纪录片的最后一集，作为结尾的一部分。

第四集拍的是港交所。楚梦瑶去了三次才拍到想要的东西。第一次去，交易大厅太吵，收音师说没法收。第二次去，光线不够，画面太暗。第三次，她提前三天跟交易所沟通，在开市前半小时架好了机器。那天早上的镜头里，交易员在忙着看报价屏，屏幕上恒生指数在九千多点附近波动，电话铃声此起彼伏。没有人看镜头，没有人在意旁边有摄像机。

楚梦瑶站在角落里看了很久。她在想——这些人跟1987年黑色星期一的时候、跟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机的时候、跟每一次市场恐慌的时候，是不是一样忙？忙得没空抬头。她不知道答案，但她觉得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个答案。

第五集也是最后一集，楚梦瑶选了维港。1997年6月底，一个黄昏。她让摄影师把摄像机架在尖沙咀的海滨长廊上，镜头对准对岸的中环。天快黑的时候，那些写字楼的灯一栋一栋地亮起来。国金还没建好，但中银大厦已经在了，灯光在暮色里很显眼。

那天她没有站在摄像机后面。她站在栏杆边，看着对岸的灯，风从海面上吹过来，有点凉。摄制组在远处架着机器，没有人打扰她。她想起自己第一次采访李家港的时候——1982年，在创世纪那间简陋的办公室里，她问他是不是山寨大王。那时候她二十三岁，什么都不怕。十五年过去了，她变得会怕了。但她发现会怕之后，很多事情反而做得更稳。

纪录片在六月下旬完成粗剪。楚梦瑶把最后一集的最后一帧定格在维港的夜景上，然后加了一行字幕：

1997年6月30日。灯还亮着。

她把这行字念给李家港听的时候，他正在办公室里看文件。他听完没有抬头，过了一会儿才说了一句：挺好。

就挺好？

灯还亮着。四个字够了。

纪录片在亚洲电视播出的时候是7月1日晚上。那天香港下雨，雨不大，但一直下。楚梦瑶没有去亚视的演播室，她坐在家里，一个人开着电视看完了全片。电视里的画面跟她在剪辑室里看过的一模一样——擦鞋的老人、罗湖口岸的人脸、新界的菜地、港交所的电话声、维港的灯。

片尾字幕滚动的时候，她坐在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茶已经凉了。她没有哭。她只是觉得，有些东西终于被留下来了。

第二天早上，楚梦瑶收到一封信。是手写的，寄到创世纪集团转交给她。信是从新界寄来的，署名是何伯。信很短，只有两行字。第一行写：我看了你的节目。菜地还在。第二行写：谢谢你。

楚梦瑶把信折好放进抽屉里。她后来在很多场合被问到那部纪录片——有人说那是香港回归最冷静的记录，有人说那是楚梦瑶这辈子最好的作品。她从来不评价自己的作品。她只说了一句话：那部片子不是我拍的。是香港自己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