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秋天，创世纪在北京开了一个内部会议。会场在北京东三环一家不起眼的宾馆，二楼会议室，没挂横幅，没请记者。参会的人不多——李家港、阿强、负责内地业务的几个高管，还有从深圳赶来的老周。

会议没有议程。李家港开场的只有一句话：

曙光电脑在内地卖了十年，现在有多少台？

负责内地教育市场的孙德胜翻开笔记本。“截至上个月，累计出货七十八万台。主要是学校采购，中小学计算机教室，还有一部分职业技校。”

七十八万。李家港在心里算了一下。十年前的1985年，曙光一号刚发布时，三个月卖了十五万台。十年过去，整个内地市场累计不到八十万台。数字不算差，但跟香港、东南亚的增速比起来，慢。

为什么卖不动？阿强问。

孙德胜犹豫了一下。两个原因。第一个，贵。一台曙光电脑加上显示器，最便宜也要四千多块人民币。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学校采购靠财政拨款，拨款下来了才能买，拨款断了就停。第二个，——

他停了一下。很多人不知道电脑能干什么。

会议室安静了。李家港坐在靠窗的位置，窗外是北京十月的天空，灰蒙蒙的。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面前摊开的笔记本，上面只有几个字：教室。老师。内容。

学校买了电脑，放那儿，孙德胜继续说，没有老师会教。学生上机课就是练打字。家长问孩子今天学了什么，孩子说学了开机和关机。然后家长就觉得这玩意儿没用。第二年拨款就不申请了。

阿强了一声，没说话。李家港也没说话。老周坐在角落里，手里捏着一支笔没写字。他听不懂市场的东西，但他知道的第一批客户是怎么来的——不是因为路由器便宜，是因为有人教他们怎么用。

李家港在笔记本上又写了几个字。然后他合上本子。

不是电脑的问题。他说。

所有人都看他。

是内容的问题。他站起来，走到墙边，那里贴着一张全国地图，上面插了一些小红旗，标注着创世纪计算机教室已经覆盖的学校。学校买了电脑，但没有东西可以让学生学。不是他们不想学，是没有人把用电脑做什么这件事，翻译成他们能懂的东西。

他转身。老孙，你回去做一件事。从下个季度开始，所有卖到学校的曙光电脑，预装一套教学软件。语文、数学、英语——小学到初中，全部配上。我们自己做。

孙德胜愣了一下。李生，做软件我们没经验——

那就学。招人，请老师，请教研员。不会做就请会做的人。李家港看了一眼阿强，预算你批。

阿强点头。他在创世纪从来不管钱的事，但李家港说预算你批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客气。

散会之后，李家港在宾馆门口站了一会儿。十月的北京风已经凉了，他穿了一件灰色夹克，领子没有竖起来。阿强走过来递给他一支烟，他摆摆手。

还在想电脑的事？阿强自己点了一根。

在想一件事。

什么？

七十八万台电脑，放在那里。如果每台电脑每天被使用一个小时，那是什么概念？

阿强吐了一口烟。换算成时间，很多。

换算成下一代人，更多。

第二天，孙德胜的团队开始行动。创世纪北京分公司在两个月之内组建了一个二十多人的教育软件团队，从北京师范大学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请了退休的教研员做顾问，从香港调了两个做界面设计的年轻人。第一款产品是曙光小学堂——一套覆盖小学一到六年级语数英的教学软件，包含动画、互动练习和简单的测评。1996年春天发布。安装在一台曙光电脑上，预装费用由创世纪承担，不收学校一分钱。

但真正让曙光电脑这个品牌在内地教育市场扎根的，不是软件本身——是另一件小事。

1996年夏天，阿强在四川出差。他去看了一个在山区县城的中学，是创世纪计算机教室的项目学校。那天下雨，山路泥泞，司机开了三个小时才到。阿强到的时候裤腿上全是泥，鞋也湿了。校长是个五十多岁的四川人，姓周，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衬衫，在门口接他。

欢迎欢迎，路上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