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斯维加斯回来后，李家港在实验室白板上画了一张新的作战图。这张图和之前应对专利诉讼的应诉策略图完全不同——没有时间线，没有分阶段目标，没有媒体传播方案，只有一个人名列表。每个人名旁边标注了国籍、现任职位、专业领域和一句话的备注。他在这张图的最上方用红笔写了一行字：“松芝技术情报团队可以反向推导创世纪的供应链节点，创世纪也可以正面邀请松芝最优秀的工程师加入。”

这个念头是在霓虹酒吧里萌芽的。那一夜松本健一提到松芝内部有一个专门的技术情报分析团队，直属社长办公室，负责系统性跟踪全球所有在核心元件上有自主突破的竞争对手。这些工程师能被松芝选中做技术情报分析，说明他们本身的技术功底极其扎实——他们需要读懂竞争对手的专利文献、拆解报告和技术白皮书，从中提取有价值的技术信号。但正是因为工作性质是“分析别人”，他们自己的创造力很难在松芝的体系里得到充分释放。松本健一本人也许能理解这一点——他亲手画架构图，他尊重每一个画芯片的人——但松芝是一家拥有几万名员工的上市巨头，它的晋升体系、薪酬结构、项目审批流程，和所有大公司一样，不鼓励个体创造力。李家港判断，松芝技术情报团队里一定有人对自己的职业状态感到压抑——每天分析别人的技术，自己的设计稿却永远锁在抽屉里。而创世纪实验室能提供的，正是一个让他们从“分析别人”变成“被别人分析”的机会。

楚梦瑶负责在行业媒体上做第一轮人才招募的预热。她在几家国际电子行业期刊的技术交流版面上发布了创世纪实验室的招聘启事。这份启事没有用“高薪诚聘”之类的广告语，只是详细描述了创世纪实验室目前已完成的技术成果，以及正在攻关的下一代产品方向。启事的末尾，她特意引用了一句林知夏几年前在硅谷辞职信上写的话，以及他抵达香港后在曙光一号架构图右下角签下的第一个日期。她在这段话旁边加了一行备注：实验室不收管理费，只收好奇心。

第一个回应的人完全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方洁瑛正在实验室窗边和细妹一起贴新一批书签，传达室的电话响了，福伯接起来听了几句，放下搪瓷缸走到实验室门口说有一位自称松芝前工程师的日本人打来电话，想和李家港谈谈。李家港接过话筒，电话那头的英语带着明显的日本口音，语速很快但发音精准。对方自我介绍姓高桥，在松芝技术情报团队工作了几年，负责分析创世纪的技术白皮书和专利申请。他说他在松芝的工作就是每天阅读创世纪对外发布的技术文档，逐篇分析其中的技术细节，但他越分析越发现自己真正想做的是创造者。他已经向松芝提交了辞职信，听说创世纪在招聘，想问有没有适合他的职位。

李家港问他在松芝分析创世纪技术文档时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哪一篇。高桥毫不犹豫地回答，是曙光一号CPU前端设计的技术白皮书——特别是附录中阿强那本中周变压器原始记录本的影印件。他说那些歪歪扭扭的铅笔字、用红笔划掉重写的错误、纸张边缘被手指反复翻阅磨出的毛边，他在松芝档案室里对着这十几页影印件反复研究了很久。他曾试图说服上司在松芝内部也推广类似的实验记录规范，让每一位工程师把自己的实验数据逐页编号归档。上司的回答让他至今记忆犹新——松芝有标准的实验报告模板，不需要工程师自己画表格。那一刻他就萌生了离职的念头。

李家港把话筒递给阿强，说这位是专门研究你那本记录本的日本工程师。阿强接过话筒，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和高桥聊了好一阵。他翻出那本已经起了毛边的记录本，逐页对着话筒讲每一页的故事——第三十七圈铜丝断了是因为虎口松紧没调好，那一批磁芯Q值偏低是因为梅雨季绕组受潮，后来方洁瑛帮他把所有受潮的线圈重新绕了一遍。高桥在电话那头问，实验室现在还允许用铅笔记录吗，还是已经改成统一格式了。阿强说一直用铅笔——真记录才会写错、划掉、重写，假记录都是一气呵成工工整整。他把记录本翻到最后一页，对着话筒念了方洁瑛用炭笔在上面画的那朵极小的紫荆花。高桥沉默了几秒，说他在松芝写了多年的技术分析报告，每一份报告的最后一行都是“结论：上述技术指标与松芝现有产品线不存在直接竞争关系”。他从未在自己的报告末尾画过一朵花。

几天后高桥抵达香港，福伯在传达室迎他时一眼就注意到了他拎着的那只旧皮箱——和林知夏、梁工、老钱当初抵达时的情景如出一辙，箱盖上贴着好几张航空托运标签，箱角有几处被碰撞后留下的凹痕。高桥在实验室白板前逐行看完曙光一号最新的架构图，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一份他在松芝最后一份技术分析报告的复印件——报告的结论栏被他用红笔划掉了，旁边重新写了一行字，用日语和英语双语对照，说这是他为自己签的第一份技术文档。他把这份报告贴在实验室档案柜旁边，和林知夏的辞职信复印件、老钱的版图方案、梁工的漫画并排贴在墙上。李家港指着墙上那排框说这面墙叫“起点墙”——每一个加入实验室的人都在这里贴一样东西，代表他们和过去告别。

高桥之后，陆续有更多来自松芝和日本其他电子巨头的工程师通过各种渠道表达加入创世纪实验室的意愿。楚梦瑶把每一份简历按专业领域分类归档，面试不是在会议室里进行的，而是在车间和实验室里——让候选人看示波器上的实际波形，看阿强逐只抽检磁鼓底座，看林知夏手绘的架构图，看老钱在硫酸纸上一笔一笔画下的版图布局。她发现这些来自大公司的工程师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跳槽的原因几乎都不是薪资，而是“想自己画图”。有人在面试时说他在松芝画了多年的版图，但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张版图上签过自己的名字——所有版图都必须以“松芝设计团队”的名义归档。老钱从版图台前抬起头，把自己的版图草图推给他看，说在这里每一张版图右下角都有设计师的签名——不是公司名字，是个人的名字缩写。

李家港在白板上高桥的名字旁边画了一个勾。他在人才挖角作战图最下方又加了一行字，说松芝培养了这批工程师的专业能力，但无法容纳他们的创造力。他要求今后的招聘计划继续沿着这个方向推进——不挖竞争对手的核心技术骨干，只找那些被大公司的流程压得喘不过气、渴望用自己的手在硫酸纸上签下第一个签名的工程师。窗外九龙塘的暮色正缓缓沉降，紫荆树已经开了一树的花，实验室档案柜旁边那面“起点墙”上又多了几张被划掉结论栏的技术分析报告和几张右下角签着个人名字缩写的版图草图。方洁瑛把一只新搪瓷缸放在高桥工位旁边，缸子里泡着刚煮好的普洱茶，热气在晨光里笔直上升。窗外那颗启明星正低悬在飞鹅岭上方，光度比往日更亮。实验室里的灯还亮着，白板上那张人才挖角作战图又多了几个新名字，每一个名字旁边都用红笔标注了入职日期。李家港拿起红笔在高桥名字旁边加了一行备注，说这是他为自己签的第一份技术文档。他把笔放下，走到窗前看着那颗启明星——多年前在暴雨夜灵堂前第一次翻开祖父笔记本时，扉页上“科技救国”四个字被煤灰染得有些模糊。今晚这面墙上又多了一个从分析别人变成被别人分析的人。这大概就是祖父说的“寄望后世”——不是寄望一个姓氏的延续，是寄望所有在精度世界里入了定的人，最终都能找到一张可以让自己签下名字的硫酸纸。窗外九龙塘地铁站的末班车正从隧道深处隆隆地开过去，声浪震得传达室的玻璃窗轻轻颤动。实验室里的灯还亮着，白板上那张人才挖角作战图在灯光下泛着极淡的光泽，新入职工程师的名字还在不断增加——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张刚刚被签下个人名字缩写的硫酸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