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封令撤销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李家港早上七点就坐在了书房里。不是加班——是这几天一直忙着应付廉政公署的谈话和消防署的行政手续，积压的物料清单和供货周期表已经摞了厚厚一叠，桌面被各种表格铺得只剩放下一只搪瓷缸的空位。

他把上周替代渠道的供货周期重新整理了一遍。查师傅那边送来的碳膜电阻已经稳定在月供过万只的量级，每批电阻出货前还是老规矩——逐只用桥式电桥复测，误差超过百分之一的当场报废。荃湾夫妻档的台湾晶体管到货周期压缩到了七天之内，高频低噪管和小信号管的批次品质波动经过几轮筛选已趋于收敛，特性曲线不达标的管子从最早一批的近两成降到了现在的不到百分之三。西德电容的散装改托盘包装也到位了，女工们在插件线上专门设了一个理料工位，把每盘电容按容值分类归入编带，再贴上对应的耐压值和批次号标签。他把这几条渠道的到货延迟率、品质波动和价格变化趋势整理成一份汇总单，夹入供应商档案。

然后他把新一批落日橙外壳的注塑排期表压在桌角。刘师傅前几天把橙壳模具的排气槽重新改过一次——橙色料的熔体粘度比蓝料略高，同一副模具的排气参数下，橙壳边缘偶尔会出现极细微的困气斑。他把排气槽深度加了零点零二毫米，昨天下午试了第一批样壳，困气斑消失，合模线处的光泽度和蓝壳一致。李家港在排期表上刘师傅那行备注旁边画了个勾。

福伯推门进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对折的纸。不是通知，不是催货单，不是他每天早上夹在电话记录本里递过来的那种日常文件。他的脚步很轻，布鞋底在水泥地上几乎没有声音，但他把纸放在桌上时的动作很重——不是摔，是放得很认真，像放下一个压了很久终于可以搁下的东西。

“少爷，今天没有别的电话。这几通都是来补单的。”他把一份手写的电话记录放在那张纸旁边，声音比平时轻，轻得没有半点以往那种传令式的干脆。

李家港低头一看——是那张印着“收购破产工厂”的老广告。半年前福伯从《星岛日报》分类广告版上剪下来的，当时用红笔圈出了陈万金的电话号码，旁边用铅笔写着“法院清算通知，债务八十七万三千四百元，陈万金开价三十万”。这张纸在公告栏上贴了很久很久，从一开始贴上去的那天他刚跟全厂工人公布完财务状况，到查封令下达后复工前的公告期，到广告见报那天经销商挤满门口的空地，到消防复查的督察员拿着卷尺测量天花板电线间距的下午，到廉署那两个人站在车间门口观察注塑机产量的下午。纸张被日光灯烤得发黄变脆，折痕处裂开了一道小口，红笔圈的那行电话号码褪了色，但福伯在背面写的铅笔字还很清楚——每一个字都用力到纸背上留了痕。

他把广告翻过来覆过去看了好一会儿。纸张已经很脆了，折痕处的那道裂缝在他手指间又裂长了一点，边缘掉下一小粒干裂的纸屑。他从桌角拿起那个已经塞得很厚的档案袋，打开封口。袋里的文件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最早放进去的是法院的破产清算通知书原件，纸张上还留着被灵堂穿堂风吹过的潮气痕迹，边缘有几处被福伯抽屉里的铁夹压出的浅锈斑；然后是三道消防整改令的存档复印件，每一张上都标着违例项、照片、督察员签名；然后是安全通道整改前后的实物对比照片，照片背面有阿强用铅笔标注的拍摄日期和场景位置；接下来是梁经理那天送来的消防整改初步意见书，连同李家港在空白处逐条标注的对比结果；再后是消防复查合格批复原件，落款处盖着霍副署长的签名章。廉署的受理回执夹在消防批复旁边，收件栏写着“福伯转”。还有何老板那份手写借据的复印件——原件已经按约归还在金铺，何老板当时把原件从铁盒里拿出来，对着光看了看纸背上那行“手艺人的账，不算利息”，把它放进碎纸机里碎掉了，只留了复印件在档案袋里。

方洁瑛那张紫荆花书签原样就夹在何老板借据旁边。纸边微微起毛，正面是紫荆花图案，背面用铅笔写着创世纪的第一行地址电话。这张书签是从第一批赠送的书签里抽出来的留底，那天方洁瑛把它放在李家港办公桌上时，它还是崭新平整的。现在它被档案袋里的文件挤出了几道细微的压痕，紫荆花瓣的胭脂色比刚画好时淡了一点，但花瓣边缘那圈天蓝笔锋仍然清晰。

他把档案袋撑开，把那张发黄变脆的旧广告小心地放进袋里，和所有文件整齐地叠在一起。然后重新折好封口，在背面加了一行字——查封令正式撤销的日期。写完他把档案袋放回抽屉最里面，关上抽屉。

下午，他在车间里开了一个简短的全员会。没有用麦克风，没有让福伯提前通知，只是让阿强去各个工位说了一声“李生在实验台这边”。工人们陆续围过来——有人从注塑机旁边搬了张铁凳过来倒着坐，有人靠在工具柜上，有人站在仓库门口的斜坡上，有人刚从电容理料台前起身，手指上还拈着一枚没来得及编进编带的散装西德电容。

他说了三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