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色微亮的时候，李家港已经站在了工厂的大门口。

夜里没有睡，只在书房那把旧藤椅上合衣靠了不到两个小时。父亲生前最后几年的每一个白天几乎都消磨在这把藤椅上，扶手被磨得没了漆，坐垫上还留着一个浅浅的臀印。这短短的一觉，却把两种记忆彻底揉在了一起——前世2023年的教授和今生1978年的破产继承人，不再打架，不再互相覆盖。他像是终于把两本不同的书放在同一张桌面上，一左一右，同时翻开。

铁门虚掩着，福伯推开的时候，门轴发出刺耳的摩擦声——锈住了。门后的世界比他想象中更安静。车间很大，挑高有五六米，顶上挂着几排老式的日光灯，大部分已经不亮了，只剩下最里面那一排还在有气无力地闪烁，发出嗡嗡的镇流器声响。机器整整齐齐地排列在车间两侧，盖着防尘布，布上落了一层灰，但盖布的四角都用绳子系在机器底座上，没有一块被风掀开——那是福伯每天早上来检查时都会重新拉紧的。空气里有股机油和铁锈混合的味道，不刺鼻，但让人印象深刻——那是机器太久没有运转才会有的味道，像一件很久没穿的外套，挂在墙角，纤维里吸附了所有过往的气息。地面上有几处积水，是昨晚暴雨从屋顶的破洞漏进来的，积水边缘已经干了一圈灰白色的痕迹，显然漏水不是第一次了。

“工人呢？”李家港问。

“连我在内，二十三个。”福伯扳着指头数，“走剩的都在这儿了。有的去了日本人的电子厂，有的去了制衣厂，有的干脆转了行——去码头扛货、去酒楼做厨工、去开小巴。留下的都是老家伙，在李家做了十几年以上的，或者没地方去的，又或者还在等少爷回来的。”他顿了顿，往车间尽头那排关着的铁柜抬了抬下巴，“还有几个空位，是替你爸爸那批老技工留的——他们只说出去‘找散活’，隔两三个礼拜还会来车间转一圈，帮阿强擦一擦机器。”

李家港走到最近的一台机器前，把防尘布掀开。是一台注塑机，型号很老——德国1965年出厂的卧式螺杆注塑机，型号在当时的香港算得上先进。结构他很熟悉——前世的实验室里有一台类似的机型，被拆了无数次，几乎每一位研究生都拿它练过手。他蹲下来看了看机器的铭牌，用手摸了一下导轨上的锈迹。锈只在表面，没有深入到金属里面，说明机器停的时间不算太长。锁模力两百八十吨，用来注塑收音机外壳绰绰有余。

“这台机器还能用吗？”

“能用。”

“能用。保养记录在这里。”福伯走到他身边，从机器侧面的文件盒里抽出一本翻得卷边的牛皮纸本子，摊开给他看，“你爸爸在的时候，每个月都让阿强保养一次。人不在了以后，阿强还是每个月来保养，一次都没断。他说机器不能停，停了就废了。上个月他还把这台机器的液压油全部换了一遍，自己掏钱买的油。”

李家港站起来，继续往里走。仓库在车间最里面，铁门锈得比大门更厉害，福伯帮忙推了好几下才推开。门后的景象跟他预想的差不多——货架上堆着大量的收音机元器件，电容、电阻、晶体管、变压器，有些用纸箱装着，有些就散放在架子上，标签已经泛黄卷边。靠墙的角落里堆着小山一样的报废收音机，外壳摔裂的、天线折断的、喇叭网罩凹陷的，但没有一台被拆散了——这又是阿强的习惯，坏的东西也舍不得扔，总觉得哪天能拆零件用。废品堆旁边是一个锁着的小铁柜，柜门上贴着“阿强——不准动”的纸条，纸条的边角已经卷起来，但胶水粘得很牢。

“库存我清点过，”福伯站在他身后，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笔记本，“电容两千三百只，电阻一万五千只，晶体管八百只，中周变压器最少——只有不到一百只。当初老爷订的都是最便宜的货，很多元件参数不稳定，好的和坏的一比二。后面出的几批机子，有些出厂当天就要退回来修。回来修的还是阿强一个人，经常修到半夜。”

李家港拿起一只中周变压器对着光看了看。那是一枚标准的晶体管收音机用中周，铁氧体磁芯，外壳是铝制的，顶上印着厂牌和批次号。他拿万用表测了一下Q值，读数在七十左右——勉强能用，但离他想要的标准差得远。他又翻了几只同一个批次的变压器，发现Q值波动很大，从六十几到八十几都有，品控显然没有做好。有些磁芯的封装也有问题，铝壳和底座之间能看到细小的缝隙，潮气容易渗进去。他拆开一只，里面的线圈绕得松紧不匀，最外层的几圈已经开始松散。

“这批货是从哪进的？”

“一个本地代理商，叫合兴隆——就是欠他十六万五那个。”福伯指着债务清单上一行用红笔画圈的名字，“日本的货他拿不到，就给我们国产的。用起来不够稳，上一批收音机，有一半退回的都是变压器品质不好，信号时有时无。有些客户说调台的时候声音忽大忽小，拆开一看，就是这批。我后来跟老爷说过不要用这批了，但老爷说没办法——别家更贵，账上又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