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0月12日。

深圳，罗湖口岸。

出境队伍排得很长。

南方的秋热还没退，口岸大厅里没有空调，几台大吊扇在头顶呼呼转着。汗味、劣质香水味，还有编织袋受潮后的霉味，全闷在一块儿。

陈守拙穿着孙红梅叠好的白衬衫，拎着军绿色帆布袋，站在人群中。

他背脊挺直，没跟旁人搭话。

前面隔着几道铁栅栏和玻璃窗，就是香港。

队伍里有穿花衬衫、踩喇叭裤的倒爷，脚边的蛇皮袋鼓得像要撑破；有拎着土特产、满脸风霜的老人；还有西装革履的商人，拿着大哥大，用粤语催促着什么。

一个倒爷等得不耐烦，肩膀撞了过来。

“让让，靓仔，别挡路。”

他嘴里的骂声已经到了边上。

陈守拙偏头看了他一眼。

那人对上他的目光，硬是把后半句咽了回去，骂骂咧咧地退回原位。

陈守拙转回头，像什么都没发生。

他手里捏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里面是商业邀请函、出境通行证，以及办理手续时用到的单位证明和推荐材料。

为了这些东西，他走了整整两年。

从红旗街废品站，到省城信托商店，再到广州长堤大马路的骑楼。

一件件货，一笔笔账，一次次硬碰硬。

他把自己从废品堆里拽了出来，也把一条通往罗湖桥的路，踩到了脚下。

队伍缓缓往前。

左腕上，上海牌旧手表贴着皮肤，表壳被南方的热气焐得发烫。

老白开口了。

声音没有平时的贫嘴，也没有生锈齿轮摩擦般的机械感。

平淡，干涩。

“广福这辈子，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

陈守拙脚步一停。

后面有人推了他一下。

“往前走啊，靓仔。”

他没回头，只跟着队伍往前挪，目光盯着前面的边检柜台。

老白继续说道：

“他跟我念叨过好几回。说北京有天安门，有旧货摊，还有琉璃厂那些老铺子。”

“他说，凭他那双眼睛，要是真去了北京，怎么也能从旧货堆里翻出点东西。”

陈守拙没出声。

这件事，他从来不知道。

父亲活着的时候，除了蹲在老槐树下抽几口两毛钱一包的劣质烟，几乎没有别的花销。

那件破棉袄穿了五年，袖口磨破了，也没舍得换。

“他后来把烟戒了，酒也少喝了。”老白的声音低了下去，“三号库房的铁皮柜底下，有个生锈的饼干盒。”

“他把钱全攒在里面。”

陈守拙的手指慢慢收紧。

牛皮纸信封的边缘压进指腹，纸面被他捏出一道折痕。

“攒了多久？”他在心里问。

“三年。”

老白顿了顿。

“去一趟北京，来回路费加上吃住，至少三十块。他攒了二十一块。”

陈守拙呼吸一滞。

二十一块。

在那个年月，足够一个普通人家撑上好一阵子。

“后来小丫要上初中，你要交学费。你妈急得整宿睡不着觉，家里连锅底都快刮干净了。”

老白的齿轮声变得干涩。

“广福把饼干盒掏空了。”

“二十一块，一分没留。”

“北京没去成。”

陈守拙站在原地。

吊扇还在转，四周也依旧嘈杂，可那些声音像隔了一层水，怎么都传不到他耳朵里。

他只听见老白说的那几个字。

北京没去成。

父亲攒了三年的钱，最后变成了他的学费。

他那笔学费，又变成了后来赖以翻身的眼力。

这双眼睛，最终把他带到了罗湖口岸。

父亲没走完的路，他替父亲走到了这里。

“今天……”

老白的声音在这里停了一下。

不是因为能量不足。

更像是表芯里绷了多年的发条，终于松开了一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