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雾从栈桥方向漫过来，一层一层裹住红瓦黄墙。安杰坐在卧室窗边，看外头新栽的月季被潮气打得低垂。

楼下客厅里，大哥安泰正跟裁缝铺的师傅高声说笑，讲的是喜服最后一处袖口要加一道暗线。

那声音穿过楼板，含糊而欢喜，像隔着水传来的锣鼓。

安杰没动。

她面前的梳妆台上摊着一封信。

信封已经发黄，边角被老鼠啃过，邮戳模糊得几乎辨不出年份。

信纸更黄，折痕处磨得发亮。她今天早上从父亲旧书桌最底层的暗屉里翻出来，起初只是收拾旧物，想找一块母亲留下的怀表——她记得母亲去世前曾攥着那块表，说“给你们留着”。

怀表没找到，却翻出这封信。

信是父亲的字，安杰认得。

父亲的字一向好看，瘦长，斜斜地朝右上方扬。

信里只有半页，写的是：“时局不靖，商行款项已备，勿念。”

台湾有旧友接应，暂避为要。”落款是一个“安”字，日期是民国三十八年三月。

安杰把信折起来，又展开，折起来，又展开。手指尖冰凉。

这半页纸告诉她，父亲活着。不仅活着，还卷走了家里最后的现款，只留下一句“暂避为要”。

安杰闭上眼睛。

她想起母亲最后那几年，病得没了人形，嘴里还总念叨“等他回来”。

大嫂背地里抹过泪，说母亲咽气时眼睛没闭，是安泰用手给合上的。

那时安杰还小，只记得满院子白布，风吹得孝幡扑棱棱响。

原来是个笑话。

她不是突然清醒的。

这些天她一直在想，想很多事。

江德福来提亲那天，大哥笑得几乎哭出来，说“安家总算有靠了”。

大嫂拉着她的手，说“江团长是个好人，你嫁过去，全家都踏实”。

安欣替她高兴，说“你不必再怕被人指点出身了”。

所有人都觉得这是天大的好事，是安家攀上了顶配良缘。

安杰起初也这么觉得。

江德福长得周正，身板挺直，说话洪亮，看她时眼里有实实在在的欢喜。

他为人正派，对她也好，甚至不介意她资本家小姐的出身。

她知道自己动过心。一个姑娘，被一个这样堂堂正正的男人真心实意地捧着，很难不动心。

可是动心之外，总有什么东西硌着她。

她想起定亲那天，江德福带她去看电影。

散场后两人沿海边走，江德福突然说：“你大哥那边，能帮的我一定帮。但你也要有准备，部队有部队的纪律，有些事不能太明显。”

这话没毛病。甚至算得上坦诚。

可安杰听出了另一种意思：你要跟我走，你的家我担着，但这份担着，有上限，有条件。

她不是傻子。

她看得出江德福对“家庭成分”的敏感。他虽然娶她，却从不主动问安家的产业、亲戚、过去。

不是不好奇，是刻意避开。

这种避而不谈，恰恰说明问题的严重。一个从枪林弹雨里走出来的军官，比谁都清楚“海外关系”“资本家出身”意味着什么。

安杰睁开眼，把信折成很小的一块，塞进梳妆台最下面的雪花膏盒子里。

她对着镜子看自己。镜子里的人脸很白，眉眼还是那个安杰，但眼神变了。

楼下，裁缝师傅在告辞，大哥安泰的声音追出去：“劳驾您，后日务必送到。喜事，耽误不得。”

安杰慢慢站起来。她知道，这场婚事不能再拖了。

安杰约江德福在海边见面。

深秋的海边人很少，风从海面直直地刮过来，把她的围巾吹得乱飞。

她到得早，站在一块礁石上，看远处灰蓝色的浪一下一下拍打石岸。江德福来的时候穿着军装，走路带风，脸色被海风吹得发红，老远就朝她笑。

“怎么想起到这儿来？”

风大。

他走近，想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她披上。

安杰退开半步，轻声说：“江团长，我有话跟您说。”

江德福的动作顿住。

他看了她一眼，笑容收了，眉头一点点拧起来：“出了什么事？”

安杰摇摇头！

她看向海面，声音平静：江团长“我们退婚吧。”

风声很大，江德福一时没听清。

他往前凑了凑，像没听清似地问：“你说什么？”

“退婚。”

安杰重复了一遍。

她转过头，看进他眼睛里。她发现江德福的眼神先是错愕，然后是不信，最后变成一种沉沉的、带着怒气的困惑。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