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抹了缺口。”他说，“卷子从头到尾，现在一处不缺。你在州里翻它，翻不出一个日子错、一个画押缺。你要翻的东西不在这本卷上，在那本草底上。而草底不上呈。”

牢里静了一会儿。沈砚心一沉。

“我在这县里做了十二年知县。”卫崇说，“头一遍的案子做得毛。毛在哪里，我看得出来。我看得出来，上头也看得出来。”

“所以你做干净了。”

“是。”

“你为什么不重查。”

“重查要动的人，名字都在那三年的册子上。”卫崇说，“你在这县里没有一个人替你说话。”

“我不用人替我说话。”沈砚说，“我要纸。”

卫崇看了他一会儿，从袖子里摸出一叠官纸，放在铁栅里侧的地上。

“写冤状？”

“不写冤状。”

“那你写什么。”

“写状子。”

卫崇站起来。“我不是在你身上下功夫。”他说，“我是在这本案卷上下功夫。你在县里翻不动它——因为它现在不脏了。”

他走到过道口，又停下。

“牢里到了六月不能住人。”他说，“你要想活着出去，别在县里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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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这一个月想的事写在纸上。

他不写冤。状子上只写一件事：三月二十录问未竟，案卷原样缴州，依例退回重勘；重勘之后，“未答”两个字还在卷上，答这一问的人是重勘官，而重勘官没有见过原来的账。

他不要昭雪。他只要州里把昭平十五年那一本正账调出来，翻到三月十三那一页，看一眼那个日子。

状子写成了，一共四百七十字。

写到最后，还剩一栏空着：具保人。

规矩他抄在旁边：具保人写籍贯、年岁、住址，摁一个手印，手印底下留一句话——此人若逃，若谎，保人连坐。

他把笔搁下，看着那一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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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来的是牢头。

牢头四十来岁，短脖子，一天开三次门，送两回饭。那天他把碗推进来，正要走，沈砚叫住了他。

“周头。”

“嗯。”

“有件事求你。”

“我不识字。”

“不用识字。画个押就行。”

“我不画。”牢头把身子转过来，“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你要往上告。上头一查，先查的是谁？先查的是我。你这张纸是从我手里出去的。”

“我不会写你。”

“你写不写我，我都得挨。”牢头说，“我这牢头是拿钱买的，七贯。买的时候人家跟我说，管住嘴，管住手。你让我摁手印，这七贯就白花了。我家里还三个人等着吃。”

沈砚把碗端起来，没有吃。

“你别看着我。”牢头说，“这县里肯为八文钱跟官争一争的，只有一个。”

“谁。”

“客栈那个姓俞的寡妇。你欠她房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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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午后，她来了。

她三十出头，头上包着一块青布，袖口挽到肘上，手上有洗不掉的碱白。她站在铁栅外面，把他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你就是那个记账的。”

“是。”

“我不给你摁手印。”

“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不听。”她说，“我先把账报了。你去年九月十六住进我店里，今年三月十六走的，整六个月。一天十二文，一个月三百六十文，六个月两贯一百六十文。你打碎过我一只灯盏，八文。合起来，两贯一百六十八文。”

“两贯一百六十八文。”沈砚说。

“你记着这个数。”

“我记着。”

“你要我摁手印，”她说，“你死了，我这两贯一百六十八文找谁要。”

“所以你不摁。”

“不摁。”

她转身走了两步，又回过头。

“你这个人。”她说，“到这会儿了，账还算得这么清楚。”

她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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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状子从膝上拿起来，摊平。四百七十字，一栏空着，白得亮。

他把笔尖在那一栏上停了一下，没有落下去。

墙角那老头翻了个身。

“画不上？”

“画不上。”

“那你回去睡。”老头说，“这个县里，肯替死囚摁手印的人，得等到死囚的案卷自己会说话。”

沈砚把状子折了一下，又折了一下，塞进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