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尾，香港落了三日雨。不大，密密的一层，把中环罩住。

周六晚上十点，楚梦瑶没有应酬，没有饭局。书房门关上，她从柜底拖出一只旧皮箱。

铜扣磨得发亮。掀开，四十年都在里面：二十六本采访笔记，两叠录音带，几盒录影带，还有一册剪报复印本，书脊上是她亲手写的字，《他们说过我们什么，一九八二至二〇〇八》。

她把笔记按年份在桌面排开。摆不下的，叠到地板。

最旧那本，牛皮纸封皮，边角起了毛，右上角三个字：跑厂记。

那年她入行第二年，跑的头一条线就是厂。跟了三个月，稿子登了五篇，总编辑说，你写的不是厂，是厂里的人。

这句话她记到今天。

她翻开最旧那本。第一页，一九八二年，春天。那间厂做电子钟，开笔第一句她还记得：门口的招牌，“电子”两个字剥了漆，剩下的笔画，远看像另一间厂。

稿子登出来三个月，厂里接到第一张外国订单。老板请她饮茶，她没去。她说，我要写的不是你，是你身后那二十几个人。

新的一本，上礼拜在文具行买的。同样的牛皮纸，同样的横间。老板娘问写什么，她说，写旧的。

第一页，她只落了日期。

二〇一四年，十月。

笔尖在纸上停了两秒，落第二行。

“一九七八年，十月。深水埗。暴雨。”

这一页，她写得很慢。

那晚她不在场。可这一夜她记了四十年，靠的是别人一句一句讲给她听。

福伯讲过两回。头一回在一九八三年，她上山顶做访问，访问做完，老人家送她到电梯口，多讲了十零分钟。第二回在二〇〇九年，跨年饭局散场，他站在顶楼落地玻璃前，又讲了一遍。中间隔二十六年，日子，时辰，细节，一个字没变。第二回讲完，他补了一句：“那后生仔，由头到尾冇喊过一声。”她问，您怎么记得这么清楚。老人望着维港，说，因为第二朝天光，第一个回到车间的，是他。

阿强讲过一回。凌晨三点，车间里那台中周变压器，他举起来给全车间的人看。讲完自己先笑，说那双手，到今日想起来还在抖。

李家港本人，只完整讲过一次。十几年前，一个专访做完，机器关了，灯还亮着，他坐在原处没走，多讲了半个钟。那半钟她压下没登，录音带锁到今天。

她把那盒带从箱里拣出来。编号她记得，甲字一〇七。标签是她当年写的：关机之后，私人时间，不发表。录音机换了几代，旧带放不了，上个月她托工程部的后生改装了一台。

带子转，先是一段沙沙声，然后是他的声，比现在年轻十岁。

“通知书压在供桌底下，四页，每页一枚红章。我跪到天光。”

“天光的时候，我想明白一件事。厂可以清盘，人不能清盘。三十几个人肯留下来，不是留给我，是留给这份工。”

“记者小姐，这一段，你不准登。”

带子里有个年轻的女声：“为什么？”

“登出来，像是我们惨。”那头的声停了停，“不用人可怜。人要自己站直。”

楚梦瑶按停，倒带，从头再听一遍。听完，把带子放回盒里，编号朝上。

稿纸一页一页铺开。

“灵堂设在厂里的装配车间。没有花圈，没有挽联，只有一条白布横额，字是福伯手写的，墨调得太浓，垂下来两道。

雨打在铁皮屋顶上，讲话要凑到耳边。福伯把一条干毛巾塞过去，他没接，毛巾湿了一半。

遗照是从工牌照翻拍的，相纸受潮，角翘起来。相里的人穿熨平的旧衬衫，扣子扣到领口。

供桌底下压着四页纸，银行的破产通知书，每页右下角一枚红章。香炉旁边搁着一部电子表，表盘有裂，指针停在原处。那是跪着的后生一九六八年自己装的第一件产品。他把它摆在遗照前面，摆正，又摆正一次。

跪在最前面的后生，三十岁，膝前一部笔记本。牛皮纸封皮，扉页四个字：科技救国。

他跪了一夜。天亮，雨停。守在外间的三十几个工人，一个都没有走。

厂是死的。人还在。”

写完这页，她把三份来源在台面对齐：福伯两回的口述记录，阿强那一段，甲字一〇七。三份对完，没有一处对不上。

她才在稿纸末尾，落了一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