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7月3日。香港。启德机场接机大厅。

楚梦瑶推着行李车从到达口走出来，穿着一件白色亚麻衬衫，领口别着一枚极小的紫荆花胸针。灰白的短发在机场日光灯下泛着一层银色的光，没有染，也没有刻意打理——只是用手指梳了几下，额前几缕碎发自然地垂在眉骨上方。

李家港站在接机口。她推着行李车走出来的时候，两个人隔着那道不锈钢栏杆对视了大概五秒钟。没有拥抱，没有握手，没有说“好久不见”。楚梦瑶只是停下脚步，把行李车往旁边推了推，不让它挡住后面旅客的通道，然后用一种很平的声音说了一句话：“李生。我叫了你三十年李生，改不了口。这辈子都改不了。”李家港接过她手里的行李车推杆，她的手指在推杆上多停留了片刻，然后松开了。

车子驶过海底隧道时，她从手提包里拿出那份手稿，放在膝盖上。稿子很厚，打印纸的边缘已经有些卷边，最后一页还夹着几张手写的修改便签。封面上印着书名——《我见证的时代》。扉页上有一行手写的字：“献给李生，和所有点亮时代的人。”

“获奖感言里我说——‘有人说我一生未嫁。我嫁了——嫁给了一个时代。’其实还有下半句，被我删掉了。”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支旧钢笔，笔帽上磨出了黄铜的底色——当年她在沈嘉仪掌心里写字的那支。“原稿的下半句是——‘嫁给那个时代里唯一一个让我等了三十年才敢把扉页写完的人。’这句太长了，不适合在颁奖典礼上念出来。但这本书里，我写了。不是写在正文里，是写在最后——最后一个章节叫《那些没有说出口的话》。”

车子停在李家老宅门口。方洁瑛站在东翼院子那棵紫荆花树下，手里端着两杯刚泡好的铁观音。沈嘉仪坐在西翼院子银杏树下的石凳上，面前摊着那份关于联系汇率制度稳定性的分析报告，翻到最后一页，钢笔搁在“结论”旁边。启明从剑桥回来过暑假，正蹲在院子角落里给知远演示怎么用烙铁焊一个简单的电路板——知远蹲在旁边，笔记本摊在膝盖上，铅笔夹在耳朵后面。方洁瑛端了一杯铁观音递给沈嘉仪，说：“那个人来了。”

楚梦瑶跟着李家港走进老宅。她站在东翼和西翼之间的石径上，左边是紫荆花，右边是银杏。方洁瑛端了一杯铁观音递给她。沈嘉仪从石凳上站起来，走到她面前，没有说话，只是伸出右手，掌心朝上。楚梦瑶看着沈嘉仪掌心里那道当年钢笔划过留下的极细的白痕，笑了一下，把自己那支旧钢笔放进她掌心里。两个人没有说话，但她们都知道这支笔上一次落在沈嘉仪掌心里是在多年前那个凌晨，她在她掌心里写了五个字——“去写吧。别等结局了。有些人没有结局。”

现在这本书写完了。楚梦瑶翻开扉页，指着那行手写的字——“献给李生，和所有点亮时代的人。”“这行字我写了三十年。不是想不出更好的句子——是我想等一个结局。等他的结局，也是我的结局。现在我知道结局是什么了。”

院子里的紫荆花树被七月午后的风吹过，一片花瓣落在石桌上。方洁瑛把花瓣捡起来放在沈嘉仪手边，然后拉起沈嘉仪和楚梦瑶的手，三个女人的手指在西翼书房的窗外交错在一起，投下一片像银杏扇形叶脉那样展开的影子——从手腕到指尖，分叉，再分叉，每一条细纹都通往一个不同的方向，但所有方向都从同一根树干出发。

楚梦瑶忽然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他活着。从1978年那个暴雨夜开始——是你们让他在每一个快要倒下的时候继续站着。我只是一个记录者。你们才是点亮他生命的人。扉页上写‘献给李生’，其实应该写‘献给方洁瑛和沈嘉仪’。但我改不了——因为这本书是从他开始的。1978年，我在《香江财经日报》第一次采访他，标题是《山寨大王的野心》。那时候我以为他只是一个会做收音机的工厂主。后来我花了三十年，写下了另一个标题——《点亮时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