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30日。香港。李家老宅。

方洁瑛从下午就开始在厨房里忙。她把红豆沙熬好了，红豆是前一天泡的，陈皮是她自己晒的——湾仔那间开了四十年的海味铺老板娘每年冬天都会给她留一批新会陈皮。此刻红豆沙已经凉到刚好入口的温度，盛在一只青花瓷碗里。那只碗是当年她和李家港刚结婚时福伯从深水埗旧货市场淘回来的，碗沿上有一道极细的冲口，被岁月磨得发黄，但从来没有漏过一滴汤。

沈嘉仪坐在西翼书房窗前，面前摊着一份明天早上要发给所有海外投资者的《关于香港主权移交后港币联系汇率制度的稳定性分析》。她翻到最后一页，用钢笔在“结论”二字旁边写了一个字——“稳。”然后合上钢笔帽，站起来，走到东翼院子门口。方洁瑛正好端着一碗红豆沙从厨房出来，两个人隔着院门口那盆紫荆花对视。

“红豆沙。刚晾凉的。”

沈嘉仪接过碗，没有马上喝，只是把碗放在石桌上，然后坐了下来。方洁瑛也在她对面的石凳上坐下。两个女人隔着一碗红豆沙，听院子里紫荆花树的叶子被晚风吹得沙沙响。十几年来她们之间那道无形的墙上从来没有出现任何裂缝——不是因为她们小心翼翼地避免碰撞，是因为每一块砖都是她们共同砌上去的。那些砖不是用水泥黏合的，是用茶壶里永远温着的铁观音、石桌上搁在紫荆花盆旁边的青花瓷杯、方洁瑛替沈嘉仪在《说文解字》里查的那个“知”字、沈嘉仪帮方洁瑛在信托契约上划掉受益人名字换成“方洁瑛乡村艺术教育基金”的那一笔。这些砖，每一块都比合同条款更牢固。

“今晚要下雨。”

“嗯。维港那边会放烟花。”

“他站在窗边看烟花的时候，手里端的是什么。”

“白水。从来不换的白水。”

方洁瑛笑了一下，站起来，走到紫荆花树下，用那把旧剪刀剪了一枝开得正盛的紫荆花，放在石桌上那碗红豆沙旁边。“拿给他。告诉他，明天早上——1997年7月1日——方洁瑛给他准备了红豆沙。不是庆回归，是庆他活下来了。从1978年那个暴雨夜开始，他每一天都在活下来。这碗红豆沙，替他二十年前那个站在灵堂里的自己喝。”

晚上十一点。李家老宅的天台上。李家港站在天台栏杆边，手里端着那杯从来不换的白水。方洁瑛站在他左边，沈嘉仪站在他右边。启明从剑桥赶回来，站在母亲身后，手里还拿着那本“MingOS”源代码册子。知远已经长到可以够到天台栏杆的高度，站在沈嘉仪身前，手里拿着他那本活页笔记本。笔记本翻开在最新一页，页面上是下午刚用铅笔写下的恒生指数收盘价——.79。数字后面用更小的字标注了一行——“主权移交前最后一个交易日。”他的右手食指在笔记本封面上轻轻敲着，节奏和行情板跳动的频率一致。

维港对岸，会展中心新翼的灯光亮如白昼。零点。英国国旗缓缓降下。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升起来的时候，维港的烟花同时绽放。第一朵烟花炸开时，金色的火花映在李家港手里的玻璃杯上，把那杯从来不换的白水染成了香槟的颜色。

“现在我不做噩梦了。”他说。

方洁瑛偏过头看他。“什么噩梦。”

“1978年那个暴雨夜。灵堂。破产通知书。我一个人站在父亲的遗照前面，手里只有一本笔记本。那时候我不知道天亮之后会不会有人上门来收债。后来天亮了——福伯把他的存折放在桌子上，说‘少爷，这是老东家当年给我存的养老金。’那个噩梦我做了很多年。每一次都是同一个结尾——福伯没有来，那张桌子上没有存折，工厂被收走了，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车间里，墙上贴满了法院封条。每一次醒来，都是凌晨。每一次。但今晚不会了。因为天塌下来有人会顶着。不是他一个人——是一整片天空下所有人一起顶。”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白水，杯沿上映着的烟花还在明明灭灭，然后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白水。不是庆功酒。是解渴。因为接下来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