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夏。养和医院产房。

走廊里的日光灯跳了一下。不是坏了，是电压不稳，香港旧区老化的电网在夏季用电高峰期偶尔会抽搐一下，像是老人在打嗝。李家港背靠着墙，已经在这面墙上靠了近二十个小时。阿强从深圳工厂赶过来，工装上还沾着今天下午新到的苏州晶圆厂试产样品留下的硅粉，在日光灯下泛着一层极细的银灰色反光。他没有说话，只是站在老李旁边，和他一起靠着墙。福伯坐在轮椅上，膝盖上盖着一条薄毯，耳朵已经很背了，听不到产房里任何声音，但他每隔一会儿就抬头看一眼门上那盏“手术中”的红灯有没有灭。

红灯灭了。但不是医生推门出来——是门被从里面猛地撞开，一个护士冲出来，橡胶鞋底在打蜡的走廊地板上擦出一声尖叫。

“产妇大出血。需要紧急输血。血库A型血储备不足——隔壁手术室正在做一例肝移植，也用A型血。血库说要从沙田总部调血，最快也要一个小时。”

李家港站直身体。“我的血。我是O型。O型全血可以在紧急情况下直接输给任何血型，不需要交叉配血。”他把外套脱下来搭在椅背上，卷起左手袖口，露出手肘内侧那条淡青色的静脉。他年轻时在工厂车间被烙铁烫过无数次，手臂上布满了细小的旧伤疤，但那条静脉还是很清晰。

护士看着他卷袖子的动作，顿了一瞬——这个人卷袖口的方式不是第一次献血，是无数次在车间里被割伤、烫伤之后自己包扎惯出来的习惯。他卷袖口的时候不会把袖子折得太整齐，而是直接往上撸，露出整段小臂，因为他知道护士需要足够的消毒面积。她没有再问血型匹不匹配，只是推开了采血室的门。

针头扎进血管。血袋挂在金属支架上，液面一寸一寸往上升。李家港看着那袋血，没有说话。他想起多年前那个暴雨夜，他站在灵堂里，面前是父亲的遗照和破产通知书。那天晚上他对自己说了一句话——“活下来。”后来他活下来了。后来他对沈嘉仪说——“数字就是你的仪式。”现在他的血正在一滴一滴流进塑料袋里。不是数字，是血。是那个在信贷部走廊里追出来叫住他的女人，现在躺在产房里，正在被同一座城市的同一家医院的血库告知A型血储备不足。他低头看着那根透明的塑料管，管内暗红色的血柱在日光灯下微微晃动着。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她每次在庆功宴上把香槟倒进花槽里，不是因为不想醉。是因为醉了之后可能会说一句话。那句话她从来没有说出口。现在她躺在产房里，身体里的血正在往外流。他的血正在往塑料袋里流。他们的血会在同一根输液管里相遇。

阿强也卷起了袖子，臂弯内侧露出一道二十年前注塑机液压管爆裂时被高温液压油烫伤留下的旧疤。“我是A型。二十年前被液压油烫伤那次，在玛丽医院住了一个礼拜，出院记录上的血型我到现在都记得——A型，Rh阳性。”

福伯从轮椅上探出身，手背上的老年斑在日光灯下像一片片干涸的茶叶渍，枯瘦的手指攥着阿强的衣角。“我不是A型，我是AB。但我的血有人要吗——太老了。”

没有人回答。窗外的维港正沉入黎明前最深的一段黑暗。对岸尖沙咀钟楼的指针刚走过凌晨四点。阿强忽然想起当年在蓝田工厂第一次见到沈嘉仪的情形——她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没有进去，只是看着那些蒙尘的注塑机。他当时蹲在机器旁边换液压油，手背上还包着纱布，看到她站在那里，问了一句——“你找谁。”她没有回答，只是看着车间里那台老掉牙的注塑机。后来他才知道，她不是来收债的。她是来帮他算账的。他手背上被液压油烫伤的那道旧疤，在日光灯下微微发亮。

血袋液面还在上升。采血室门开了，一个穿白大褂的老医生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输血同意书。李家港没有看，直接签了字。不是平时签百亿级并购合同时那种龙飞凤舞的签名——是很慢的，一笔一划的，像是每根血管都在用力。

天快亮的时候，血库调来的血液终于到了。主治医生推开产房门，口罩没摘，声音沙哑——“出血止住了。产妇生命体征平稳。母子平安。”

李家港站起来，眼前黑了一瞬——躺太久突然起身，失血后脑供血不足。他伸手扶住墙，手上的静脉穿刺点还压着棉球，血从棉球边缘渗出来，染红了半截袖口。他走进产房。沈嘉仪躺在产床上，脸色比床单还白，眼睛闭着，睫毛在日光灯下微微颤动。他走到床前，蹲下来，把她搭在床沿的那只手握在自己掌心里。她的手很凉，指甲盖上还残留着半片没有卸掉的淡粉色指甲油——那是昨天出门前她自己在洗手间涂的。她的手指动了一下，没有睁眼，但食指在他掌心里轻轻划了一道。不是写字，只是划了一道。他知道她想写什么。那个字是“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