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研究员回到北京后，那份关于与创世纪开展技术合作的请示报告在国防科工委和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内部流转速度比预想的要快得多。老将军在报告上画了红圈之后不到一个月，一份正式的公函就送到了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的传达室。公函的内容简明扼要：批准计算机技术研究所与创世纪实验室建立长期技术交流机制，同意选派第一批专家赴港进行为期数月的深度学习，重点学习创世纪在核心元件自主研发、实验数据归档管理方面的经验。

陆研究员亲自负责第一批专家团的遴选工作。他花了整整一个星期逐份审阅所内科研人员的申请材料，最终选定了一个精干的专家小组。小组成员涵盖了从芯片架构到操作系统的多个核心技术方向，由他亲自带队。他在临行前召集小组成员开了一次简短的碰头会，在会上说了一段话，大意是：你们这次去香港，不是去考察，也不是去参观——是去当学生。创世纪实验室里的工程师们没有留洋博士头衔，没有在国际顶刊上发过论文，但他们用铅笔在硫酸纸上画出了中国第一台自主设计的十六位个人计算机CPU。把你们脑袋里那些“国际先进水平”的条条框框清空，先学会怎么用铅笔在纸上把架构图画出来。

专家团抵达九龙塘那天是个晴朗的上午。方洁瑛正在传达室里整理新一批发往曼谷的磁带标签，从窗口看到一行人从地铁站方向走过来，领头的是一个头发花白、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的老者。她放下炭笔迎到铁门口。陆研究员站在门楣下抬头看着那块白漆写的“创世纪电子”招牌，对身后的组员们说，就是这里——从破产边缘靠自己绕变压器爬起来的华资工厂。方洁瑛把一行人引进车间，福伯端着搪瓷缸从传达室里迎出来，缸子里的普洱冒着白气。他说陆研究员上次来借阿强的记录本，这次是来学阿强怎么做记录的。陆研究员接过搪瓷缸端详了一下，说这只缸子他记得——上次在实验台上放着的也是同一只。福伯指了指传达室里那排搪瓷缸说，每一个常来实验室的人都有自己的缸子，高桥的缸子旁边还空着几个位置，给专家团留着。

学习计划的安排由李家港和陆研究员共同商定。不是讲座，不是参观，不是座谈——是实操。专家团分成几个小组，分别在林知夏的架构设计工位、梁工的仿真验证工位、老钱的物理设计工位和阿强的品控测试台前轮岗。每个小组轮岗结束后需要提交一份书面报告，不是总结学到了什么，而是记录自己在实操中犯了哪些错误、错误的原因是什么、修正的过程是怎样的。

孙工负责操作系统内核模块的培训。他在实验室角落支了一块白板，把曙光OS的内核源码逐行投影到墙上，从引导程序的第一条汇编指令讲起。他说操作系统的内核和芯片的流水线是一体两面——流水线的时序分配决定了内核调度器的时钟基准，内核的内存管理算法反过来影响芯片的缓存命中率。他在白板上画了一张图，左边是曙光OS的进程调度状态转移图，右边是曙光一号CPU的五级流水线时序图，中间用红笔标注了每一级流水线对应的内核时钟周期。专家团里有一位专门做实时操作系统的研究员，盯着这张图看了很久，忽然站起来走到白板前，在状态转移图的某个节点旁边画了一个新的箭头，问如果在这个位置增加一个抢占式优先级调度入口，流水线的气泡效应会增加多少。孙工拿起红笔在流水线时序图的对应位置标注了几个时钟周期，两个人开始在白板上逐条推演。

林知夏负责架构设计模块的培训。他没有讲任何理论。他把专家团领到自己的工位前，从档案柜里拿出那盒标有“曙光一号·林知夏手稿”的防潮纸盒，把里面的架构草图逐页摊在实验台上。从最早的版本到最新的定稿，每一次修改旁边都附了书面理由，每一版迭代都有对应的时间标注。他说架构设计不是画方框图——是画时序图，是在每一条数据通路上标注时钟周期数，是在每一个流水线冲突点旁边写清楚冲突的原因和消解方案。他让每个组员自己动手画一段流水线的时序图，然后和梁工的仿真验证报告逐行比对。组员们对着示波器屏幕和打印纸上的波形反复核对，发现自己在时序分配上漏算了数据前推路径的延迟，导致流水线气泡增加。林知夏拿起他们在稿纸上画的时序图，用红笔圈出问题所在，在旁边标注了修正后的参数。他说这个错误他当年也犯过——他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在评语里写的那句话就是这么来的。专家团里一位年轻的研究员低头看着自己被红笔圈出的错误，沉默了一会儿，忽然拿起铅笔在稿纸右下角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缩写。

老钱在版图台前教专家团用游标卡尺和铅笔在硫酸纸上画版图。他拿出一张从德州仪器带来的铝栅CMOS工艺手册，翻到晶体管尺寸那一章，逐项讲解沟道长度、金属层间距和通孔布局之间的关系。他说版图设计不是画图——是画规矩。每一条金属走线的间距都对应着电流密度和热阻，每一个通孔的位置都对应着信号完整性和长期可靠性。他在灯箱上叠放几层硫酸纸，让组员们逐层检查通孔的对位精度。一位组员在检查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的通孔时发现有两个通孔的间距比标准值窄了几分，用铅笔在旁边画了两个极小的圈，标注了新的间距。老钱低头看着他画的圈，说这个错误他当年也犯过——他在德州仪器画数字信号处理器版图时，第三层和第四层之间的通孔也出现过同样的偏差。他当时的主管说偏差极小不会影响性能，让他在报告里忽略不计。他没有忽略，而是重新画了第三层走线，把所有通孔间距都调整到了标准值以上。他把那张被否决的版图从档案柜里拿出来给这位组员看，说后来那颗芯片在高温老化测试中出现故障的位置，恰好就是那几个被主管要求“忽略不计”的通孔位置。组员低头看着那张发黄的版图草图，拿起铅笔在自己的稿纸上重新画了一遍第三层走线，在右下角签下了名字缩写。

阿强的品控培训是最特别的。他没有讲任何理论，只是把专家团领到实验台前，拿出那本已经翻得起了毛边的记录本，从第一页开始逐页讲解。他说品控不是最后一道工序——是从第一枚线圈绕下去之前就开始了。虎口的松紧决定了匝间分布电容，手指的送线角度决定了线圈的对称性，每次失败之后不是把断铜丝扔了，而是把它卷好放进废料盒里，留着复盘。品控的完整性就是这些细节一点点积累起来的。他让专家团成员逐只测试中周变压器的Q值，把读数记在记录本上，签名，写日期。一位组员测试时发现一只变压器的Q值比其他几只低了几分，反复测了好几次还是低。阿强拿起这只变压器对着灯光看了看线圈的排列，指出问题不在绕线——在磁芯和骨架之间的定位槽有偏差，需要修正骨架模具。他把这只变压器放在一旁，在记录本上写下了异常情况描述和修正建议。他说品控就是不断地发现这些问题、记录这些问题、修正这些问题——直到修不动为止。

为期数月的培训结束时，专家团每位成员都完成了自己的书面错误报告。每份报告都参照创世纪实验室的归档标准逐页编号、签名、标注日期。陆研究员在最后一次交流会上说，这些报告将作为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内部培训教材的附录存档。他代表研究所正式向创世纪提出聘请阿强担任中科院计算机技术研究所客座研究员，聘期从即日起。他说这份聘书不是给阿强一个人的——是给阿强记录本上那些歪歪扭扭的铅笔字的。那些铅笔字代表中国制造业最需要的一种能力：把每一次失败都白纸黑字地记下来，让后来的人不用再犯同样的错误。

阿强接过聘书时手有些发抖。他把聘书放在实验台上，从抽屉里拿出那本记录本，翻到第一页——那上面是他多年前用歪歪扭扭的铅笔字写下的第一次试制记录：日期、绕线圈数、磁芯配比、烧结温度、Q值。他把聘书夹进这一页。窗外那颗启明星正低悬在飞鹅岭上方，光度比往日更亮。方洁瑛把那只放在阿强手边的搪瓷缸续满新泡的普洱，低头看了一眼聘书，拿起炭笔在记录本扉页上又画了一朵极小的紫荆花，和多年前她第一次在阿强记录本上画的那朵紫荆花一模一样。窗外九龙塘地铁站的末班车正从隧道深处隆隆地开过去，声浪震得传达室的玻璃窗轻轻颤动。专家团临行前，陆研究员从公文包里拿出那本借去北京复印存档的阿强记录本原件，双手郑重地还给阿强，说：“完璧归赵。这本记录本的原件我们已经逐页复印存档，将来会在国防科技系统内部作为实验记录规范化管理的参考范本推广使用。”他把记录本放在阿强手边，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便签纸——那是老将军亲手写的字条，上面只有一句话：“记录本已阅。真记录才会写错、划掉、重写，假记录都是一气呵成工工整整。”他把字条递给阿强，说这是老将军让他亲自转交的。阿强接过字条逐字看完，拿起铅笔在记录本扉页上写下几个字：“老将军话——真记录先会写错。我会继续写落去。”窗外九龙塘的夜色已经完全沉降，实验室里的灯还亮着，白板上那张从宝安延伸到北京再延伸到上海浦东的布局图上又多了一个新标注——中科院客座研究员。窗外那颗启明星正低悬在飞鹅岭上方，光度比往日更亮。紫荆树的枝叶在夜风里轻轻摇晃，花苞在夜色里隐隐泛着浅粉色的光泽。阿强把聘书和字条一起锁进实验台抽屉最里面，和那枚Q值八十九的中周变压器放在同一格。他拿起探头夹上下一只磁鼓底座，示波器屏幕上跳出一条平稳的正弦波——和多年前凌晨三点四十分第一次绕出Q值八十九中周变压器时的波形一模一样。他低头在记录本上写下今天最后一次测试数据，窗外那颗启明星正安静地悬在紫荆树梢上方，光度比往日更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