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梦瑶第二次去创世纪，是从机场直接过去的。她刚跟完一个外地的采访任务，公事包里塞着没来得及整理的录音带和登机牌，衬衫领口有些皱了，头发用一根橡皮筋随意扎在脑后。从启德机场到九龙塘，出租车穿过整个九龙半岛，车窗外的街景从海边的高楼渐渐变成工业区的低矮厂房，空气里的咸腥味被机油和铁锈味取代。她靠着车窗，把第一次采访的笔记重新翻了一遍。这本黑色封皮的采访本她已经用了很久，边角磨得起了毛，但每一页都记得密密麻麻——阿强绕线圈时手指的动作极稳，铜丝在他手里像活的；刘师傅叼着没有点燃的烟斗调水路阀门；角落里有个女人在用毛笔画什么东西，手腕很稳。她当时还不知道那个女人叫方洁瑛，也不知道她画的那朵紫荆花后来会印在无数台收音机的喇叭罩上。这些笔记她看了一遍又一遍，每次重看都会发现新的东西。比如当时她记下阿强绕线圈的手法后，在旁边用极小的字加了一句批注，问自己这个人是不是技校出身——后来她才知道他没念完技校，是在车间里跟老师傅学的。

出租车在铁门前停下。她付了车费，拎着公事包下车，站在门口打量了一下。铁门还是虚掩的，但门楣上那块“李家电器厂”的旧招牌旁边多了一块新做的木牌——“创世纪电子”。字是白漆写的，字体和她之前在收音机说明书上看到的紫荆花标签一模一样，起笔轻收笔稳。她站在门口，想起第一次来这里时，她犹豫了很久才推开那扇铁门。那时候她不确定里面等着她的是什么——是一家快要倒闭的工厂，还是一群在废墟里重建秩序的人。现在她已经知道答案了，但她发现自己还是没有完全准备好。上一次她看到的是重建，这一次她要看的，是这群人正在往哪个方向走。

她推开铁门。车间还是那个车间，注塑机还在有节奏地运转，刘师傅还是叼着没有点燃的烟斗蹲在机器旁边。但实验台的位置空着，阿强不在，李家港也不在。福伯从传达室探出头来，认出了她，端着搪瓷缸朝二楼指了指——“少爷喺实验室，楼梯上去转左。”

实验室在二楼原来那间小会议室的旧址。她上楼时注意到走廊的墙壁重新粉刷过，原来的淡绿色换成了白色，日光灯管全换了新的，不再像楼下车间那样嗡嗡作响。实验室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一道明亮的光——不是日光灯那种冷白色，是自然光，从朝南的窗户倾泻进来。她推开门，第一眼看到的是白板。白板上画满了她看不太懂的方框和箭头，密密麻麻，从白板左边一直延伸到右边，像一棵倒置的树。方框里写着缩写——CPU、MEM、DSP、I/O——箭头之间标注着数据位宽和时钟频率。白板旁边是一张实验桌，桌上放着一台拆开的视霸录像机样机，旁边是示波器和几排测试数据。角落里还有一块插满跳线的原型板，屏幕上一排绿色的方波信号正在逐帧刷新。整个房间弥漫着一股松香和硅脂混合的气味。

李家港站在白板前面，手里拿着一支红笔。他听到脚步声转过头来，看到她站在门口。他放下红笔，说这次来不是只为了看收音机吧。她说不是——上一次她看到的是一群手艺人在废墟里重建秩序，这一次她想看看他们正在往哪个方向走。他走到白板前，用红笔指着最顶端那个方框说，这些密密麻麻的框线是下一代产品的核心架构——精简指令集CPU，五级流水线，单周期执行，所有IP核全部自己设计。他说“全部自己设计”这几个字时语气很平，像在说一台收音机的电路方案。但她注意到白板右下角有一行被反复擦改过的铅笔字，写的是几组关于时钟频率和功耗的推算数据，最后一组被红笔圈了出来。

她转头看向实验台。阿强坐在高脚凳上，面前摊着一排磁鼓底座样品。他用万用表逐只抽检，探头夹上一只底座，示波器屏幕上跳出一条平稳的正弦波，然后把读数记在旁边的记录本上，拔下探头换下一只。他的动作不快，但每一只底座的测试时间都精确地控制在相同的间隔，像是有一个隐形的节拍器在嘀嗒作响。他抬头看到她，微微点头算是打招呼，然后继续低头测下一只——两年前在车间里那个用镊子夹着比指甲盖还小的磁芯在放大镜下逐层检查的年轻技工，如出一辙。

角落里，林知夏蹲在原型板前面，手里捏着一根跳线。他把它从板子上拔下来，对着灯光看了看插头的氧化程度，重新插到另一个位置，然后盯着屏幕上的波形变化，嘴里无声地念着什么。他全程没有抬头看她一眼——不是因为不礼貌，是因为他的全部注意力都在那块板子上。

楚梦瑶没有在采访本上写一个字。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白板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方框和箭头，看着阿强用镊子夹着一枚密封圈在放大镜下逐层检查，看着林知夏把一根跳线从原型板上拔下来重新插到另一个位置。她忽然想起冯主编在审她第一篇报道时说过的话——他说那篇稿子和她以前写过的所有稿子都不一样，以前她写的那些工厂报道，角度要么是白手起家的商业奇迹，要么是华资小厂的困境与挣扎，但那篇写的是人，是一个一个在车间里蹲着、趴着、弯腰干活的具体的人。此刻她站在这里，发现这群人没有变。他们还是在蹲着、趴着、弯腰干活，但他们手里的东西变了——从铜丝变成了跳线，从粉笔变成了红笔，从收音机外壳变成了录像机磁鼓和计算机芯片。

“从收音机到计算机——你们只用了几年。”她说。

“不是几年，”李家港把红笔放在白板边缘，“是从第一枚中周变压器开始的。那枚中周我们绕了两百多次才成功。那时候没人知道我们在做什么，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能走多远。但阿强把每一次失败都记在记录本上，方洁瑛把每一个绕线手势都画成图。后来我们把那些数据和图纸整理归档，放进档案柜，再后来我们发现那些数据里藏着一个规律——所有核心元件的自研，本质上都是同一种能力。不是绕线圈的能力，不是画图纸的能力，是‘把不知道变成知道’的能力。”

楚梦瑶走到白板前，看着那些方框和箭头。她不是工程师，看不懂总线协议的时序图，分不清精简指令集和复杂指令集。但她看得懂一样东西——白板右下角有一行被擦掉了一半的铅笔字，写的是这个项目的代号和启动日期。那个日期在她第一次来这间工厂之前。这意味着当她还站在车间门口犹豫要不要推门时，当阿强还在绕那枚中周变压器时，当方洁瑛还在用毛笔画紫荆花图案时，这间工厂已经在为今天的计算机芯片做准备。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当初在采访本上写的那行字——“这个人说的是人话”——需要改一改。不是“这个人”，是“这群人”。她说出口时李家港看了她一眼，说我们一直都是这群人——从第一枚中周变压器的时候就是了。

她翻开采访本，在最新一页写下第二行字：“他们不是在追赶日本，他们在用自己的规则重新定义赛道。”写完她把本子合上，没有再多问任何问题。她已经知道答案了。答案不在白板上的方框里，不在示波器屏幕上的波形里，不在原型板上的跳线里。答案在这群人的手上——阿强用镊子夹着密封圈在放大镜下逐层检查的手，林知夏把跳线从原型板上拔下来重新插到另一个位置的手。这两双手和当年在车间里绕线圈、画粉笔图的那两双手，是同一种手——手艺人的手，工程师的手，在一间从破产边缘爬起来的工厂里，用自己的规则重新定义赛道。

她在实验室里站了很久，直到窗外的阳光从实验桌的左边移到右边。李家港问她还要不要采访，她说不用了，她要写一篇新的报道。

这篇报道后来被《香江财经日报》以《从收音机到计算机——一家华资工厂的技术跃进》为题刊发在经济版头条，旁边配了一张楚梦瑶在实验室里拍的照片——白板上密密麻麻的架构图，阿强手里的密封圈在放大镜下闪着极细的金属光泽，角落里林知夏的原型板屏幕上跳动着绿色的方波信号。冯主编在退休之前把这篇报道和第一篇《一家不关门的工厂》放在同一个档案夹里，在封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字：“好记者一生大概只能写出几篇真正发自内心的报道。不是因为技术不够，是因为那种让你愿意站一个下午看别人绕线圈的冲动，需要你暂时忘记你是谁，只记得你看到的是什么。梦瑶这两篇，相隔了几年，写的是同一群人。”窗外九龙塘地铁站的列车正从隧道深处隆隆地开过去，她把采访本合上放回公事包里。那个在甲板上听歌的女人、那个在茶餐厅门口等奶茶的女人、那个在诊所候诊室里抱着收音机的小女孩、还有白板上那些她看不太懂的方框和箭头——他们正在往同一个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