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梦瑶第一次以记者身份走进李家电器厂的那个下午，香港的六月正闷热得像蒸笼。她从报社出来时太阳还悬在半空，搭巴士到九龙塘的路上，车窗外的街景从水泥森林渐渐过渡到低矮的工业大厦，空气里的海水咸腥味被机油和铁锈味取代。她靠在座椅上，把那份《明报》从公事包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整版广告，六张照片，素人模特，天星小轮甲板上闭着眼睛听歌的女工，茶餐厅门口捧着奶茶和收音机的女人，诊所候诊室里抱着收音机的小女孩。每一张照片下面都有一行手写的小字——天星小轮·阿彩·听一首歌，茶餐厅·阿珍·等一杯奶茶，诊室·妹妹·等一轮点名。这些标签的笔迹纤细而稳定，起笔轻收笔稳，不像广告公司的美术字，像是一个人拿着极细的炭笔在照片边缘轻轻写下这些名字。她做记者这几年看过无数广告，从地产商的烫金楼书到电器行的促销海报，没有一张像这样——没有明星，没有专业模特，没有“震撼上市”“惊爆低价”，只有几个普通人的名字和他们在做的事。她把报纸重新叠好放回公事包，心里那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这家厂如果不是真的做东西，那就是全港最会撒谎的广告公司。但照片里那个甲板上听歌的女人，闭着眼睛的样子太真了，真到不像演的。

巴士在九龙塘站停下，她下了车，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旧马路往里走。路两边是灰扑扑的旧工业大厦，有些外墙的瓷砖已经脱落，露出底下暗红色的砖缝。她按报纸上的地址找到那扇铁门时，门虚掩着，门楣上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李家电器厂。她站在门口，忽然有些不确定。她在《香江财经日报》做了快半年记者，虽然资历尚浅，但去过不少工厂——大多数老板在记者来访时会提前把车间打扫干净，把最新款的样品擦得锃亮放在会议室桌上，然后亲自递上一份印刷精美的新闻稿。但这里没有人迎她，没有新闻稿，只有一个老工人从传达室窗户探出头来看了她一眼，又缩回去继续接电话。

她推开铁门。车间比她想象中更大，挑高很高，顶上挂着几排老式日光灯，大部分已经不亮了，只剩下最里面那一排还在有气无力地闪烁，发出嗡嗡的镇流器声响。机器整整齐齐排列在两侧，盖着防尘布，布上落了一层灰。角落里那台注塑机是开着的，一个老工人蹲在旁边调水路阀门，嘴里叼着一支没有点燃的烟斗。空气里有股机油和松香混合的气味——她在其他工厂也闻过机油味，但通常混杂着除锈剂和油漆的刺鼻气息，这里没有。这里的空气里只有机器的味道，干净而枯燥，像一间还在运转的旧钟表铺。

她往里走了几步，看到实验台在车间最里面靠窗的位置。台上铺着绿色防静电胶垫，上面放着一台拆开的收音机，旁边是万用表和烙铁。一个穿着深蓝色工装、袖子卷到小臂的年轻人正蹲在注塑机旁边，用粉笔在地上画着什么。她走近了几步，发现他在画一张水路改造图，线条粗粝有力，每一道弯都标注了角度和流量。旁边的老工人指着图上一处弯道说这个角度走水路会积气，他说那就多费一把刀。语气不像老板对工人——没有命令，没有请示，没有“你去想办法”或“按我说的做”。是两个手艺人蹲在地上商量同一件活，一个说这里不行，另一个说那就换个办法。她采访过很多企业，老板和工人之间的关系通常一目了然——老板站着说话，工人听着点头。但这两个人蹲在一起的姿势，让她忽然明白了那组素人广告的来处。那种平等不是摆拍出来的，是蹲在地上画粉笔图的时候自然而然蹲出来的。她站在几步之外，没有惊动他们，翻开随身带的采访本，在第一页上写下第一行字：“这个人说的是人话。”

她站了很久，看着车间里的一切。一个年轻技工蹲在角落用最简陋的工具绕线圈，手指极稳，铜丝在他手里像活的；两个年轻女工在白炽灯下用小锉刀修外壳边角，动作熟练但专注得近乎虔诚；角落里还有一个年轻女子，埋头在灯光下用毛笔画什么东西。她从周围人的只言片语里慢慢拼出了他们的名字——绕线圈的是阿强，画花的是方小姐，叼着烟斗的老工人是刘师傅，刚才在传达室接电话的是福伯。整个车间没有一个人因为她的出现而停下手中的活。这和她去过的所有工厂都不同——大多数工厂老板一看到记者就会立刻换上西装，把车间里最光鲜的那一面摆出来。但这里没有人摆任何东西，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像一群工蚁在修复一个被踩塌的蚁巢。他们不是在“维持生产”——她见过太多在倒闭边缘挣扎的工厂，工人眼神空洞地重复着机械动作，等着最后一张工资单。这里的人不是那样，他们的专注里有一种她说不太清楚的东西，不是苦熬，是重建。

“可以打扰一下吗？”她终于开口。

蹲在地上的年轻人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粉笔灰。他比她想象中更年轻——大概和自己差不多的年纪，脸上的线条还没有被岁月磨钝，但眼神里有一种不属于这个年纪的沉静，像一块在冷水里淬过火的钢。她注意到他的手指——修长但粗糙，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机油印，指节上还有几道刚结痂的小伤口。这双手不像她见过的任何一个工厂主。工厂主的手通常干净、柔软，指甲修剪整齐，握手的时候干燥而有力。他的手更像她自己父亲的手——她父亲生前在报社做夜班编辑，手指上永远沾着油墨。

“你是哪一种？”

她愣了一下。“什么哪一种？”

“记者分两种——一种来要新闻，一种来找真相。”他的语气很平，像在陈述一件他已经验证过很多次的事实，不是在试探她，只是在确认。“前者给数据，后者给时间。”

楚梦瑶被这句话钉在原地。她做了这些年记者，从实习到转正，采访过无数人，从来没有人反过来问她是哪一种记者。大多数人看到记者证就自动切换到“受访模式”——客客气气地回答问题，小心翼翼地避开敏感话题。但这个人不跟你客气，他直接把你放在了一个分类格子里，用他自己的标准。她忽然想起父亲。父亲以前做夜班编辑时经常对她说，好记者不问别人想听的问题，只问自己还没想通的答案。她把准备好的问题清单从包里掏出来，低头看了一遍。这些问题都是对的——收音机卖了多少台，广告花了多少钱，经销商覆盖了多少个区，未来打算做什么产品。所有问题都是对的，但它们在那一刻忽然变得很轻。她发现自己真正想问的不是这些。

她把问题清单合上。

“我看了你们的广告。那上面的六张照片，每一张都是真人？”

“是。”

“广告文案是谁写的？”

“方小姐，一个画画的。”

楚梦瑶看向那个角落。方洁瑛正低头画着什么东西，完全没注意到有人在看她。她的手腕很稳，画笔在纸上推出一道极细的弧线。楚梦瑶在采访本上写了好几行字，然后收起本子和笔，转身往外走。走了几步又转过身。

“李生，咖啡。下次来，你不许蹲在地上跟我说话。”

她走出铁门时，午后的阳光正斜斜地打在门楣上那块褪色的招牌上。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回头看了一眼——车间里的注塑机还在有节奏地运转，那个蹲在地上画水路图的年轻人已经重新蹲回去了，手里的粉笔又在地上画了一道新的弯线。旁边的老工人把他刚才画的那段弯道用拇指擦掉了一截，说这里要再宽一点，他说那就再宽一点。楚梦瑶转过身继续往外走。她在心里对自己说——这家厂和报纸广告上说的不一样。不是比广告差，是比广告更安静、更脏、更像真的人在真做东西。她走到街角的茶餐厅，叫了一杯奶茶，打开采访本重新翻到第一页。那行字还在——“这个人说的是人话。”她拿起笔在旁边又加了一行：“他问我记者分几种。我回去再想这个问题。”窗外九龙塘地铁站的列车正从隧道深处隆隆地开过去，她把采访本合上放回公事包里，端起奶茶喝了一口。茶餐厅的收音机里正播着一首粤语老歌，旋律很慢，像午后的阳光一样懒洋洋地铺在骑楼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