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的挖角电话是在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三下午打到传达室的。那天下午车间里一切如常——注塑机有节奏地吐出天蓝和落日橙两色外壳，女工们在插件线上把西德电容逐只编进托盘，阿明在实验台前独立绕他这个月第五十枚线圈。绕到第三十七圈的时候他的手指在骨架上轻轻抖了一下——就是阿强第一次断线的那个位置——然后他深吸一口气，把左手虎口往前推了小半毫米，铜丝稳住了。他继续绕完剩下的十圈，把线圈装进测试座，Q值跳到八十二。他转头看了一眼身后，阿强正站在实验台另一头调试新到的台湾晶体管特性曲线，没有看他，但嘴角有一点极淡的弧度。

福伯接的电话。传达室那部黑色拨盘电话响了三声，他放下搪瓷缸拿起听筒。电话那头是一个讲粤语的男人声音，语法生硬，用词客气但腔调里带着一种训练有素的疏离。对方自称是日本松芝株式会社人事课长代理，说贵厂有一位名叫阿强的师傅，之前申请过我司技术员职位，面试已通过，入职手续一直没有办理，想问一下他近期的意向。对方说的那个职位，福伯记得——阿强在把辞职信撕成两半之前去面试的那家，月薪是他在创世纪的三倍，福利包括单人宿舍、交通补贴、每年两次赴东京总部技术培训。这种培训名额在当时的香港电子业界是金字塔尖上的东西，通常只有日资大厂的核心技术人员才有资格参加，普通华籍技工连报名表都拿不到。

福伯把电话挂了。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在电话记录本上做登记，只是把搪瓷缸端起来喝了一口，然后把缸子放回桌上，缸底碰到桌面的声音比平时沉。他望了一眼实验台方向——阿强正好走过来传达室拿新到的铜线样品，站在门口，手里捏着一卷刚从防潮柜里取出来的线盘。线盘上的标签贴着到货日期，正是今天。阿强没有进来，只是在门口站了片刻，然后转身走回实验台，继续调试那批台湾晶体管的特性曲线。他的脚步不快不慢，和平时去仓库取料、去注塑车间送骨架的步速一模一样，像是在反复踩准一个他已经量了很久的节奏。

福伯隔着传达室半开的窗户看着阿强走回实验台。他没有叫住他，只是把搪瓷缸端起来抿了一口凉茶。茶在缸子里已经放了快一上午，早就不冒热气了，但他还是把它喝完，然后翻开电话记录本，在那通电话的时间栏旁边画了一个极小的圆圈——这是他多年来记录重要电话的习惯，圆圈代表“不记录内容，只标记时间”。

那天晚上，车间里的工人陆续走了。注塑机的液压泵停止低鸣，插件线上的女工们收拾好编带盘和防潮盒，阿明把当天绕的线圈按编号排进抽屉里，跟阿强说了声“强哥我先走了”，然后推着自行车出了厂门，车后座绑着方洁瑛托他带给天桥画室的几卷画纸。日光灯管一排一排地熄灭，最后只剩实验台上那盏老台灯还亮着，绿色玻璃灯罩被白炽灯泡烤得微微发热，光线聚成很亮的一圈落在防静电桌垫上。桌垫上摆着两枚刚绕好的中周变压器，Q值一枚八十七、一枚八十九，旁边是翻开的线圈工艺手册——封面上的铅笔字还是方洁瑛大半年前一笔一画写上去的，书脊已经被翻得起毛，用透明胶带粘了好几层。

阿强一个人坐在实验台前，开始做一件事。

他先把万用表的表笔从探头上拆下来，用酒精棉擦干净表笔尖端的氧化物，再把表笔线绕成标准的环形收进抽屉。绕线的时候他习惯性地用手指比了一下环形的直径，绕出来的圈不大不小正好能套进抽屉里他专门放表笔的那一格。然后是剪刀——他把剪刀拆开，用细油石重新磨过刃口，磨到能在灯光下看到一条极细的银线，再合上剪刀试了一下，剪断漆包线时发出的脆响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干净。绕线圈的骨架按型号大小重新分类——小号骨架放抽屉左边，大号放右边，特殊规格的放在中间那个带盖的铁盒里，每一格的标签都用铅笔重新描了一遍。标签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字迹歪扭但每一个数字都清清楚楚，和车间日志上的笔迹如出一辙。

最后是那把螺丝刀。

他从抽屉最里面把那把螺丝刀拿出来。这把螺丝刀是他刚进李家电器厂第一个月领的工具。木柄被他的手磨得发亮，刀杆上有一道曾经被他摔弯过的浅弧形痕迹——那是在绕线圈失败后他失控摔在实验台上的，后来他用台钳把刀杆夹直，再重新淬火，刀杆上留下了几道没法磨掉的淬火蓝斑。此刻他把刀杆用细麻布擦得干干净净，对着台灯看了很久，看着那道蓝斑在光下微微反光，然后把螺丝刀放回抽屉原来的位置，和万用表表笔、剪刀排成一条直线。

做完这些，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空白的车间记录纸。纸是厂里统一印的那种，米黄色底，印着浅绿色网格线，每一格的间距是两毫米，本来是用来画电路草图的。他把纸摊平，拿起铅笔。

写得很慢。他的字从来不算工整——小学没念完就去读技校那几年，所有笔记都是照着黑板上的电路图描下来的，写出来的字总是大小不一、行距歪扭。撕辞职信那次他只写了半页不到就撕了，丢进废料桶里被福伯捡起来压平还给他。他这辈子写过最长的文字是车间日志上的线圈测试记录，每一行都不超过十个字。但这天晚上他在一张新的记录纸上写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多的字。写错的地方他没用橡皮擦，只是把整行划掉，在下面重新写。

他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