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告见报那天是星期六。《明报》第三版，整版广告，白底，六张大幅照片占满了整个上半部。彩色印刷的油墨在铜版纸上泛着刚刚好的光泽，天蓝色收音机外壳在每一张照片里都是同一个颜色——那是方洁瑛最后一次去印刷厂亲自比色定下的版本。她在机台旁边站了好几个钟头，和油墨师傅反复对照标准打样，把天蓝底色的CMYK值试了深浅好几个偏色方案。油墨师傅最后指着打样灯下那张花瓣边缘接合完美的打样纸说“这个蓝只有你来我才调”——她把这句默不作声的话收进了铅笔上被指腹磨出的凹印里。

方洁瑛那天早上没有去画室。她坐在工厂传达室里，和福伯隔着一张旧书桌，眼睛盯着桌上那部黑色拨盘电话。阿彩坐在靠墙那张木椅子上，怀里揣着一只热水袋，脚边放着自己从制衣厂带回来的针线盒——她昨晚在厂里加班缝纽扣缝到半夜，今天放了假却舍不得回去补觉。细妹坐在阿彩旁边，手里拿着一本画本，翻来覆去地在画纸上画圆圈和花。李家港站在实验台前，面前摆着已经签好字的广告版面定稿和下一批物料的采购单。他手里的铅笔节奏平静如常，但每隔一阵就会放下笔，抬头看向传达室。

福伯的搪瓷缸搁在电话旁边，缸子里泡着今天早上新沏的普洱，茶叶放得比平时少。第一通电话在八点零三分打进来——不是报社的时刻表，是福伯自己拧在新买的电子表上读到的。

方洁瑛接起来。对方是个中年男人的声音，带着新界口音，说自己是在元朗开电器行的，在报纸上看到了收音机的照片，想订一批货回去铺。问她收音机有没有多重颜色、能不能试听一下样机、送货能不能到。她一边答一边翻开电话记录本，用铅笔开始记。字迹从工整秀丽变成来不及收尾的连笔草书——经销商问得太快，她来不及逐句答全，只能先写对方报过来的数字，再在底下补小字列型号、交货时间、是否自提。

电话刚放下，第二通紧跟着响了。福伯接起来，然后是第三通、第四通。到九点过的时候，两个人已经数不清接了多少个电话，只记得那只电热水壶烧水的声音每隔片刻就响起一次，但茶续了好几次，没一次喝到超过大半杯就晾凉了。方洁瑛索性把电话抱到自己膝盖上，一边接一边记，电话记录本上的字从工整秀丽变成来不及收尾的连笔草书——有一笔拉长的线直接划到了纸边的涂鸦。

第一批经销商是上午到厂的。坐着一辆半旧的丰田小货车，车门上喷着“永发电器行”五个蓝字。老板姓周，头顶微秃，走路有点外八字，进门就直奔实验台。他动作利落，拿起那台展示用的样机，翻开后盖，对着灯看着电路板——阿强焊的那块板子他看了很久，用手指轻按几只电容确认没有虚焊，又对着接缝检查外壳合模精度。然后他合上后盖，按下开关。电台里正在播一首粤语流行歌的前奏，钢琴独奏的几个小节从紫荆花镂空孔里流出来。周老板听完了整段前奏才开始说话。

“两百台。现款。”他把手伸进司机提着的帆布袋里，掏出一沓现金，放在实验台上。然后把旁边一本空白的送货单拉过来，笔锋刮在纸上，填好数量，又写了一个条件——“下一批货出来之前，别给隔壁那家店。”

第二批经销商是更晚些时候到的。没有预约，是看到报纸之后从深水埗开车过来的。到下午的时候，福伯粗略数了一下，工厂门口那片空地上停着超过十辆各色车辆。有些经销商是从新界专程来的，饭都没吃，就在车间门口排着队等看样机。一个从元朗来的电器店老板把现金摆在桌上，用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的铜镇纸压住钞票，说：“我不需要你们送货，我自己有货车。今天能拉走多少台，我现在就付。”

在这群人和货车中间，有不少新面孔并非经销商，而是听到收音机消息专门找过来的人。茶餐厅的老板、码头货仓的看更、街市菜档的阿婆。其中一个人自称姓麦，在观塘做二手仪器买卖，以前和查师傅合作过好几次电容改版，专程赶来看一眼新机型。李家港把他让到实验台边，把刚填好的一批替代渠道排期翻给他看，两人对着清单条目确认了几个元件的耐压和交货时间。

阿强从车间窗户往外看了一眼，又缩回来。“这么多人，仓库里只有几百台。”他把万用表笔放下，从实验台边缘拎起那块刚才正在测阻值的碳膜电阻，又放回去，手指无意识地转了一下焊盘边缘的线脚。

刘师傅从注塑车间走过来，站在阿强旁边也往外看了一眼。他说模具水路的温控曲线不能在产能翻倍之后跟着翻，得先把空压机备料速度提前一个班次，注塑工位排期也要重排。财务小周把当天每一笔现金都登记在流水账上，笔迹比平时更用力。经销商领的第一批收音机，从成品箱里直接提货的台数她逐一对过提货单和账款，然后夹进凭证夹里。有一笔凭证的背面，她用铅笔添了一行加注——“周老板说下批还要来。”

当天下午，库存全部售完。电话记录本上还有没来得及回拨的号码。阿强扫了一眼空下来的成品架，把喇叭罩掉落在架板上的碎屑捻起来放进废料盒里，又把放成品壳的托盘码放顺序重排了一遍，才想起自己还没吃午饭。那天晚上他修一把旧卡尺时，手指一直非常慢——不确定是因为没吃饭，还是因为刚才看过窗外那些排队的货车，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撬动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