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下得像是天被捅了个窟窿。

李家港睁开眼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三根白蜡烛。烛火在穿堂风里摇摇晃晃，把他的影子投在斑驳的墙上，像一个即将散架的纸人。他发现自己跪在地上，膝盖传来冰冷潮湿的触感——那是水泥地面，没有铺任何东西，寒意从膝盖骨一路往上钻，两条小腿已经麻木得几乎失去知觉。面前是一张临时搭起的供桌，桌上摆着两个相框，相框里是一对中年夫妇的黑白照片。相框前面放着一只香炉，里面的香灰已经积了厚厚一层，最上面插着的三炷香快要燃尽了。香炉旁边是一碟已经凉透的白切鸡、一碗干硬的米饭、两只倒扣在瓷碟上的酒杯。

他认识这两个人。不认识。

这感觉怪异到无法用任何语言形容。就像你翻开一本从未看过的书，却发现每一页都写着你自己的名字。照片上的男人眉骨很高，额头宽阔，嘴角有一道浅疤，呈月牙形，从左嘴角斜斜向下延伸到下颌边缘——那是年轻时在车间被飞出的锉刀划的，缝了六针，拆线那天正是李家港的满月酒。女人盘着发髻，发髻上插着一根银簪子，簪子顶端是一朵小小的梅花，她的目光温柔而疲惫，左耳垂上有一颗小红痣。这些细节像潮水一样涌入他的大脑，每一个细节都比任何他亲眼见过的东西更真实、更具体，伴随着无数他从未经历过的记忆碎片——六岁那年发高烧，母亲背着他跑了三条街找诊所，她的后背被他的体温烫得湿透，他迷迷糊糊中听见她在雨里喊“医生、医生”；十二岁时第一次拆收音机，把父亲刚修好的一台菲利普拆成了满地的零件，父亲不仅没骂他，还蹲在旁边递螺丝刀，递一把说一句“这个是十字的，你手里那个是一字的，换过来”；十七岁会考放榜那天，父亲破天荒喝了半斤白酒，醉得满脸通红，逢人就说“李家终于要出大学生了”，说到声音沙哑还在说。

可他明明没有这些记忆。

他是2023年的李家港，机电一体化博士，某国家重点实验室的教授。昨天——不，刚才——他还在实验室里调试一条新设计的智能制造产线。示波器的波形还在眼前跳动，万用表的表笔还没拔下来，他清清楚楚地记得产线控制系统的最后一个参数还没来得及保存。然而此刻他跪在1978年夏天的香港，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方，跪在从未谋面的“父母”的灵前，膝盖下面是冰冷潮湿的水泥地，身后是穿堂而过的夜风，堂屋里弥漫着纸钱灰烬和旧木头混合的气味。

两种记忆在他脑子里打架，像两套完全不同的操作系统被强行塞进了同一台计算机。前世的记忆告诉他：你叫李家港，今年四十三岁，已婚，有一个刚上初中的女儿——然后他惊恐地发现，妻女的名字和面容正在像退潮一样从他的意识中褪去。他拼命想抓住那些名字，想喊出来，嘴巴张开，只发出一声嘶哑的气音。那些名字像写在沙滩上的字，潮水一冲，就淡了一层；又一冲，又淡了一层；等潮水退干净的时候，沙滩上什么都没有了。而这一世的记忆却越来越清晰，像涨潮一样一浪一浪扑过来，每一个细节都扎得生疼。

母亲临终前紧紧攥着他的手，指甲都掐进了他的肉里，左手的虎口被掐出了四道月牙形的血痕，嘴里却已经说不出话。她最后的眼神，是不放心。不是不放心自己要走，是不放心留下的这个儿子。父亲走得太突然，母亲是看着父亲被抬回来的——人已经盖上了白布，只露出一只手，手上还戴着那枚李家祖传的银戒指，戒指上沾着码头起重机上的机油。母亲没有哭，至少当时没有。她只是把那只手攥在自己手里，攥了很久，然后对旁边的人说：“把他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口袋里有一串钥匙、一个皮夹子和一张已经捏皱的运货单。运货单上写着最后一批货的柜号和船期，那天本该是他去盯着装柜的日子。母亲把运货单摊平，叠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从头到尾，她没有掉一滴眼泪。

母亲是在父亲头七那天夜里走的。法医说心脏骤停，睡眠中离世，没有挣扎，也没有遗言。福伯后来跟李家港说，母亲走之前的那个下午，把家里所有的账单都整理了一遍，按到期日期排好，用橡皮筋扎好，放在书房的抽屉里。还给工厂的工人做了最后一顿饭——一大锅萝卜牛腩，炖了整整一个下午，炖到牛腩酥烂、萝卜透明，够全厂二十几个人吃两顿。她做完这些事之后，和平时一样洗澡、换衣服、躺下。然后就没有再醒来。邻居说是心碎死的。福伯也这么说。李家港前世在医学院的期刊上读过“心碎综合征”的病例报告，知道极端的精神压力确实可以引发致命的心律失常。但知道病理学原理和站在灵堂里看着父母的遗照，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

这些东西李家港前世没有经历过。前世的他是个教书的，大半辈子待在实验室和教室里，接触过最残酷的东西是写在论文里的失效分析和发表在期刊上的工程灾难案例。可现在父母双亡的痛像刀子一样搁在他心上，不是纸上的案例，是他自己的手、他自己的呼吸、他自己每一次心跳都在承受的东西。他想哭，又哭不出来。他不是他们的儿子——至少前世不是。可他又是。前世那个李家港的记忆正在变得像一场梦，梦里的人和事越来越模糊，像隔着一层不断加厚的毛玻璃。他拼命回忆妻女的面孔，却只记得她们的身形轮廓和声音的频率，五官的细节已经无法拼凑。而眼前这个冰冷的灵堂、潮湿的水泥地、供桌上快要燃尽的蜡烛和香炉里最后一截即将塌落的香灰，才是唯一的真实。

身后传来脚步声。不是脚步声，是布鞋底摩擦水泥地的沙沙声，很轻很慢，每一步都带着迟疑。一个苍老的声音轻轻响起。

“少爷。”

李家港转过头，看到一张布满皱纹的脸。老人大概六十来岁，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左胸口袋上绣着“李家电器”四个字，绣线已经磨得起毛，有几个字的笔画断了一半。肩上还搭着一条灰毛巾，毛巾边缘也磨毛了。他端着一碗白粥，站在门口，雨水顺着他的斗笠边缘往下滴，在地上汇成一小滩水。斗笠是竹编的，边缘有几处篾片已经断了，用细铁丝重新绑过。

福伯。名字自动从记忆里弹了出来，紧跟着的是一串不需要任何提示就能自己展开的过往：福伯全名叫陈有福，今年六十三岁，比父亲大一轮还多。他十八岁进李家学徒，跟的是祖父李光宗。从祖父在上海闸北开修理铺的时候就在了，跟着李家从上海到香港，从修理铺到小作坊再到拥有三条生产线、百来号工人的中型工厂。在李家干了四十五年，亲眼看着李家电器厂从九龙城寨里一个巴掌大的作坊，变成曾经被《星岛日报》工业版报道过的“港产收音机前三强”。也亲眼看着它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机器停产、工人散尽、债主堵门。

“少爷，吃点东西吧。”福伯把粥放在供桌旁边，动作很轻，像怕惊扰了什么。碗是最普通的粗瓷碗，碗沿磕碰了好几处，粥面上结了一层薄皮。“你跪了一天了。”

李家港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像塞了一团棉花。他接过碗，低下头，看着粥面上那层已经凝固的米汤。粥是白粥，什么都没放，但他从粥的热气里闻到了柴火的味道——福伯是在工棚里那个小煤炉上熬的，那个煤炉父亲用了二十年，炉膛里的耐火泥已经烧得发红变酥。这个认知和记忆一起涌上来：小时候每次发烧，福伯就用那个煤炉给他熬白粥，说白粥养胃。母亲嫌粥太稀，福伯总说“稀一点好入口”。两个人为了粥的稀稠争了好几年，最后谁也说服不了谁，就各熬各的。现在两个人都不在了。粥还在。

福伯站在旁边，欲言又止。他粗糙的手指在裤缝上来回搓着，过了很久，才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供桌上。信封没有封口，露出里面文件的边角。纸是法院用的那种公文纸，米黄色底，抬头印着红色的法院全称，字体是繁体铅字。

“法院的，”福伯说，声音很涩，像砂纸在木板上慢慢拖过，“今天下午送来的。送信的人说，公示期过了之后就正式进入清算程序。”

李家港抽出文件。那上面的字他每一个都认识，但连起来读，像在读一份死刑判决书——破产清算通知书。抬头是“李氏电器制造厂”，括号里用更小的字号标注着“即李家电器厂”。债务总额：港币八十七万三千四百元整。下面列着债权人名单，密密麻麻排了整整三页纸，从汇丰银行的抵押贷款到元朗一家橡胶脚垫作坊的货款，每一笔都标着债务金额、到期日期和当时的经手人签名。其中最大的一笔是欠银行的设备抵押贷款，金额是港币三十八万元整，到期日期就在下个月十五号。旁边用红笔圈了一行备注：“抵押物：车间注塑机两台、铣床一台、车床一台、示波器两台。”另一笔大的欠原料商，十六万五千元，已经逾期三次，催收函在文件最底下，被法院的红色收文印戳盖住了大半。

八十七万。

前世的他是个教书的，对1978年的港币没什么概念。但这一世的记忆告诉他，当时新界一套两房一厅的私人楼宇大概卖到七到八万，中环半山一个小单位要二十几万。这笔钱，能在港岛买两栋小洋楼，或者在中环买一整层写字楼。或者让李家三代人的心血，灰飞烟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