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咂巴了一下嘴。

“好茶......”

他放下茶杯，看着王超贤。

“王主任，我今天来，是想跟你谈一件事。但谈之前，我想先声明：我和邱国安没有任何利益往来，我也不是替任何人来说情的。”

“那您是来...........”

“我是来帮你的。”

周明远说。

“？..........”

王超贤等着对方继续。

“准确说，是来帮我自己。也帮云州。”

周明远的语气变了，少了客套，多了几分压抑已久的沉郁。

“王主任，邱国安被抓，我明白你功不可没。但你有没有想过，抓了邱国安之后，云州会变成什么样？”

“什么意思？”

“邱国安在云州经营了十五年。这十五年里，全市上上下下，跟他有过‘来往’的人，数不清。有的人是被他拉下水的，有的人是主动贴上去的，还有些人……只是在那个大环境下，做了些不得已的‘变通’。”

“如果纪委顺着邱国安这条线一路查下去，查到的人，不会是一个两个，而是一大片。到那时候，云州的干部队伍就会人人自危。该干事的不敢干了，该拍板的不敢拍了。整个城市的行政运转，都会瘫痪。”

他看着王超贤，眼神认真。

“王主任，你是搞经济转型的。你应该比谁都清楚，一个城市的发展，最怕的不是穷，不是落后，而是..........干部不敢干事。”

王超贤听完，沉默了很久。

周明远说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在我国的基层治理中，“一抓就死”的困境，是一个被反复验证过的规律。

一场风暴式的反腐，的确能够清除一批害群之马。

但它也会造成巨大的“附带伤害”。

那些虽然有小毛病、但确实在干事的干部，也会被吓得缩手缩脚。

这是所有改革者都要面对的两难。

但王超贤不会因为这个“两难”就收手。

“周主任，您说的这些，我理解。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

“请说。”

“如果这次矿难没有死人呢？如果井下那一百多个矿工都安全回家了呢？那我们今天，还会坐在这里谈论‘查不查’的问题吗？”

周明远的嘴唇动了一下，没有说话。

“死了十一个人，周主任。确认死亡十一人。还有三十四个失联的，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们的家属，每天早上都到矿区门口去等，等了快半个月了。”

王超贤的每一个字都宛如钉子般钉进桌面。

“您说得对，查下去兴许会‘伤’很多人。但不查，死的那些人，谁来给他们一个公道？您说云州的干部容易‘不敢干事’了..........那些死掉的矿工，他们永远也干不了事了。”

周明远低下了头。

房间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王主任，我今天来，不只是来跟你讲道理的。我还带了一个东西。”

他从夹克内侧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

“这个U盘里，有一份文件。是我在担任市政府秘书长期间..........就是五年前..........参加过的一次市长办公会的会议纪要。”

“什么内容？”

“那次会议，讨论的是锡矿集团下属运输公司的改制方案。也就是你们调查组查到的那次‘社会化改革’。会上，邱国安主推的方案是‘整体转让给民营企业’。当时，我和另外几个同志提出了反对意见，指出转让价格过低、接盘方资质存疑。但最后，市长拍板同意了邱国安的方案。”

“那个市长是谁？”王超贤问。

“已经调走了。现在在省里某个厅局当副厅长。”

王超贤的瞳孔微微收缩。

又一条线。从云州伸向了省城。

“会议纪要上，有当时所有与会人员的签名。包括邱国安在会上做的汇报原文，和我当时提出的反对意见全文。”

周明远把U盘放在了茶几上。

“这份纪要，证明了那次改制不是一个合理的商业决策，而是一次由邱国安主导的、有预谋的国有资产转移。我当时不敢站出来，因为势单力薄。但现在..........”

他看着王超贤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