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他把钥匙从时间里取了出来。

接下来，该轮到那口钟开口了。

陈守拙停下脚步。

右手插在衣袋里，那把折叠铜钥匙硌着指节。

他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旧唐楼。

下一刻，他转身走了回去。

二楼办公室的门还没关。

陈守拙推门进去。

纪修白仍站在保险柜前，金丝眼镜后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你回来了。”

陈守拙没接话。

他走过去，把军绿色帆布袋扔在沙发上，径直来到保险柜前。

纪修白往旁边让了半步。

陈守拙伸出右手。

那把折叠的铜钥匙，出现在他指尖。

纪修白的呼吸停了一下。

他的目光落在钥匙上，脸上的平静第一次出现了裂缝。

陈守拙把钥匙插进紫檀西洋座钟的锁孔。

向右。

半圈。

“咔哒。”

钟门弹开。

就在这一瞬间，钟箱内所有转动的齿轮同时卡死。

黄铜钟摆停在正中央。

办公室里静了一秒。

下一刻——

“咚。”

钟声响起。

沉闷，浑厚，像从一口埋了多年的井里传出来。

“咚。”

第二声。

“咚。”

第三声。

“咚。”

第四声。

整整四下。

不是整点，也不是半点。

更像是有人隔着三年的黑暗，终于敲响了门。

上海牌旧手表里，老白开了口。

声音哑得厉害，连平时那点欠揍劲儿都没了。

“三年前，广福把它锁进铁皮柜。”

“他拍着钟盖，说了四个字。”

陈守拙盯着钟箱。

“哪四个字？”

老白沉默了一下。

“孩子在，勿念。”

陈守拙的手指扣住钟门边缘。

紫檀木的纹理粗糙，木刺扎进掌心。

他没有松手。

那四个字，像是从钟里走出来，穿过三年风雪，重新落进了他耳朵里。

孩子在。

勿念。

父亲被逼到死路上时，惦记的还是他们。

不是货。

不是钱。

是家里那几个孩子。

陈守拙伸手探进钟箱底部。

指尖碰到一个扁平的硬物。

他摸了两下，抽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封口已经发脆。

陈守拙没有借刀，直接用手指绕开封口线，将里面的文件一沓沓抽了出来。

当着纪修白的面，他把文件摊在办公桌上。

第一份，是陈广福手写的九批货进出记录。

时间、品名、去向，写得清清楚楚。

第二份，是红旗街废品站韩先宽签过字的调拨单副本。

第三份，是何副所长盖过章的物资出门证。

陈守拙一页一页往下翻。

翻到最后，只剩下一张泛黄的纸。

那张纸折痕很深，边角已经磨毛。

不是出货单。

是一张回执。

陈守拙低头看去。

“1984年12月7日，红旗街。陈广福同志——你的举报材料已收到。我局正在核查，请耐心等待。——省文化局。”

右下角，盖着一个鲜红的公章。

省文化局文物管理科。

公章下方，还有一行铅笔字。

字迹是陈广福的。

只有两个字。

“先生。”

陈守拙盯着那两个字。

眼眶慢慢发热。

父亲不是没有走正规章程。

他举报过。

他等过。

他把命交给了上面。

可那封举报信，最后落进了“先生”的抽屉。

三年前，父亲不是没有求过人。

只是他求到的那扇门，里面站着的，正是要他命的人。

陈守拙把回执折好，和其他文件一起重新装回牛皮纸信封。

他抬头，看向纪修白。

纪修白也在看那沓文件。

他的脸上没有恐惧，也没有如释重负，只有一种耗尽力气后的疲惫。

“你开了钟。”他说。

“开了。”

“里面的东西，你看了。”

“看了。”

纪修白伸手，指向保险柜。

“你知道你爸当年举报过。那个收到举报信的人，就是‘先生’。”

他的声音依旧平稳。

“你爸把命交到那个人手里，那个人却把他的举报信锁进了自己的抽屉。”

陈守拙捏紧牛皮纸信封。

“你不拦我？”

纪修白转身走到办公桌后，拿起那部黑色拨号电话。

“我拦了你爸。”

他拨动转盘，手指很稳。

“那是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

电话上的转盘咔哒咔哒转过一圈。

纪修白抬眼看着陈守拙。

“我年轻时有个老师，他教过我一句话。”

“修白，文物和人一样，该在哪儿，就得让它回哪儿。”

他停了一下。

“我后来没做到。”

电话通了。

纪修白拿起听筒。

陈守拙站在原地，没动。

听筒里传来一声极轻的电流音。

有人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