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他是坐在牌桌上谈上十万百万生意的人，如今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跟人磨半天。

他学会了弯腰，学会了赔笑，学会了被人拒绝以后还要说“没关系，下次再来”。

韦红霞也开始帮忙了。她把收来的土鸡蛋一个一个地用报纸包好，码在纸箱里，怕路上磕破了。

她把干辣椒挑拣干净，把坏的、发霉的一粒一粒地挑出来，扔到灶膛里烧了。把那些干蘑菇的根剪掉，剪得齐齐整整，放在筛子里晾晒。

周五金回来的时候，常常看见韦红霞坐在枣树下，低着头，手里不停地忙着。

阳光透过枣树的叶子照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她的头发又长了一些，灰白地披着，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

她低着头干活的时候很安静，不说话，也不抬头。周五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有时候会看很久，然后才走进去。

第一批货凑齐了，周五金联系了县城的几家饭店和干货铺。他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推销，被人拒绝了无数次。

有的老板看都不看一眼，直接挥手让他走；有的看了货，嫌贵，嫌品相不好，嫌他量太少；有的当面说得很好，让他把货送来，然后拖了半个月不给钱。

周五金每天晚上回来，坐在堂屋里记账，记一笔叹一口气。

韦红霞端着热好的饭放在他面前，他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说不饿。韦红霞不催他，把饭放在灶台上温着。

三个月后，周五金终于打开了销路。

县城东边一家新开的饭店要长期供货，老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姓杨，尝了他收的干辣椒和干蘑菇，说味道不错，先要一批试试。

周五金骑着电瓶车往返几十里，把货送过去。

杨老板当场结了账，三千六百块。周五金捏着那沓钱，站在饭店门口，眼泪差点掉下来。

他骑着电瓶车一路飞奔回刘家湾，推开院门，喊着“红霞姐，卖了卖了！三千六！”

韦红霞从灶房出来，手上还沾着面粉，看着周五金举着那沓钱在院子里转圈，像个小孩子。

她没有笑，但眼眶红了。

从那以后，生意慢慢上了轨道。周五金把赚来的钱一笔一笔地存起来，存折上的数字从几百变成几千，从几千变成一万。

周五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赚的钱一半存着还韦红霞，一半作为本钱继续收货。

他每个月给韦红霞看一次账本，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字写得很工整，一笔一划的。

韦红霞看不懂那些数字，但她看得懂周五金的眼睛，那里面有光了，小心翼翼的、怕碎的光。

她开始不怎么打牌了，没时间。她要帮忙拣货、打包、记账，还要给周五金做饭、洗衣服。

有时候王老三打电话来催她，她说“没空，忙着呢”，那边就挂了。

她把那件红毛衣从枕头底下拿出来穿在身上，天天穿。毛衣的袖口磨出了毛边，肘部也磨薄了，她舍不得换，也舍不得补。

穿旧了，谭姐就会再来织一件新的吧，她这样想，虽然她知道谭姐不会来了。

周五金发现了韦红霞的变化。她的话多了一些，笑容也多了一些。虽然笑起来的时候那道疤还是跟着动，但那笑容是真的，不是挂在脸上的。

她会在院子里晾衣服的时候哼歌，会蹲在枣树下看蚂蚁搬家，会在灶房做饭的时候自言自语。

周五金没有问她在说什么，他知道她在跟刘平奎说话，跟赵大彪说话。一个人待久了，总要找人说说话，哪怕那个人已经不在了。

那个夏天，韦红霞第一次主动给谭姐打了电话。不是想复合，是想谢谢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