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帮我查一件事。赵明远被省发改委约谈之后去了省人民医院，在赵怀民病房里待了一个小时。我想知道这一个小时里，病房里有没有第三个人。”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我去查。明天给你消息。”

“好。”

挂了电话，陆鸣兮靠在椅背上，没有开灯。他在想，赵明远被约谈之后去了医院，这说明他判断自己说错话的可能性很大，需要提前告诉父亲。

而付法官在同一天提交了辞职申请，说明他判断自己继续留在区法院的风险已经超出了承受范围。两件事发生在同一天，两条线在同一个时间点上收紧。

第二天上午，陆鸣兮走进办公室时，发现桌上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没有落款，没有署名，封口处贴着一张便签，上面只有一行字：“付法官昨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我辞职是因为有人让我辞。’”字迹是苏涵的。

陆鸣兮把便签折好放进口袋。“有人让他辞”，不是他自己想走，是有人让他走。而能让一个区法院的执行法官主动辞职的人，不会是一个普通的上级。他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平川区法院的号码。

“我是陆鸣兮。付法官的辞职申请，先不要批。如果他来问，就说省政法委需要他配合完成一件旧案的执行收尾工作。”

挂了电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在晨光里，枝丫上已经能看到极细的嫩芽，像是冬天正在慢慢松开它的手。

当天下午，陆鸣兮去了一趟省纪委。冯斌在办公室，见他进来，没等他开口就说了一句：“案管室的那份函件，不是我签的字。是案管室主任直接发的。”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发吗？”

“知道。”冯斌摘下眼镜放在桌上，“因为有人通过省纪委的内部渠道递了话，要求‘关注’平川区法院那件旧案的卷宗。递话的人，不在汉东。”

陆鸣兮在他对面坐下来：“京北？”

冯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说：“案管室主任接到那个电话之后，第二天就发了函件。”他顿了顿，“鸣兮，你在京北见了谁，我不问。但你在京北见的人，已经让有些人坐不住了。他们坐不住了，就会动。他们动了，你就能看到谁在动。”

陆鸣兮站起来：“那我等着看。”

走出省纪委大楼时，天色已经偏西了。阳光斜斜地照在台阶上，把石面照成一片暖黄色。他站在台阶上，拿出手机翻到苏涵的号码，拨了过去。

“苏涵，你去找付法官。告诉他，辞职申请我压住了。他不用走，也不用怕。如果有人再让他走，让他直接联系我。”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好。”

挂了电话，陆鸣兮走下台阶。阳光落在他的肩上，带着初春特有的那种暖意，薄薄的，像一层还没来得及融化的冰。付法官被人要求辞职，赵明远被约谈，案管室接到京北的电话后发了函件，三件事在同一条时间线上发生，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他：那条链子上的人，已经开始慌了。

而慌了的人，动作会比平时大。

动作大的人，容易留下新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