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杰在阁楼里待到第二天中午。

香港仔的棚户区白天比夜里更吵。楼下是鱼市场，鱼腥味和叫卖声从木板缝里挤进来，混着远处船马达的突突声。安杰没怎么睡，天亮后她就坐起来，用冷水简单擦了把脸，把头发重新拢好。包袱里的粗布衣裳皱了，她尽量拍平。她不想让接应的人第一眼就看见一个逃难的叫花子。

将近午后，楼下有人敲了三下门。安杰打开门，外面站着一个穿白衬衫、米色西裤的年轻男人，二十五六岁，头发梳得服帖，说一口带着广东腔的国语：“安小姐？安老板让我来接您。”

安杰点头。男人接过她的小皮箱，领着她穿过鱼市场，拐上大马路。一辆黑色道奇停在路边，车漆有些旧，但在香港仔这个地段已经算体面。安杰上了车。车子沿着海岸线往中环方向开去，弯弯绕绕，穿过骑楼和山坡上的建筑。

安杰看着窗外的香港。这里和青岛完全不同。楼太高，招牌太密，人太多。可安杰发现一个区别：这里的街市没有那股子她熟悉的战战兢兢。买卖人站在路边大声讲价，穿校服的学生咬着面包赶电车，卖花的老妇蹲在街角，和穿西装的人同一条路各走各的。没有大字报，没有“严防阶级敌人”。这座城市乱，但乱里有一种自由。

安杰没让自己多看。她不是来观光的。

车子停在上环一栋灰白色的唐楼前。年轻人带她上了三楼。推开门，安立平已经坐在里面等着了。房间比德辅道西那个办公室还要小，像一处私人会客室，摆着两张旧皮沙发，一张酸枝木茶几。茶几上放着一壶茶，两盏杯。

“来了。”安立平站起来，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路上还顺利？”

“顺利。”安杰说。

安立平朝带她来的年轻人摆摆手，那人退出去，带上了门。

安杰在沙发坐下来。她没动茶，只把抱在怀里的布包放在腿上。安立平在对面坐下，沉默片刻，问：“你真是从蛇头过来的？”

安杰没否认。安立平叹了口气：“你胆子不小。”

“不大，就不会来找您。”安杰说。

安立平看着她，眼里有几分说不清的东西。半晌，他站起来，走到墙角的铁皮柜前，打开，取出一个深棕色的牛皮纸文件袋，放在安杰面前。

“你先看看这个。”

安杰打开文件袋。里面是一份香港警务处登记过的商行执照副本，商行名称“永泰隆”，登记人“安立平”。还有几份船舶货运提单，目的地是台湾基隆港。另有一张剪报，是台湾《中央日报》上的一则小启事，用红线框了，内容是“安永昌先生启：民国三十八年离青，原配王素贞及子女安泰、安杰、安欣等，音讯断绝，至以为念。若有亲友见报，盼转告联络为要。”下面留了一个台北邮政信箱。

安杰盯着那则启事，手微微抖了一下。

安立平说：“这是你爹去年在台湾登的寻亲启事。他找过你们。”

“找过我们？”安杰抬起头，声音轻而冷，“他当年卷走全部家产，扔下病重的老婆和三个孩子。现在倒想起找了？”

安立平没接话。他抽出一支烟，点上，吸了一口：“你爹在台湾，生意做得不小。他改了名，但没用得很彻底。当年认识他的人都还在，要查不难。难的是——”他顿了顿，“怎么跟他打交道。他这个人，疑心重，又绝情。你娘活着的时候，他都没回头。你现在找过去，只靠一封寻亲启事，拿不到什么。”

安杰把剪报折好，放回文件袋。她抬起头，眼睛又清又亮：“堂叔，我不用他认我。我只要他给钱。”

安立平皱眉：“你不会想敲诈他吧？那是你亲爹。”

“亲爹卷款逃台，扔下原配和嫡生子女。这样的亲爹，我不敲诈他，我敲诈谁？”

安杰语气平静得像在算账，“他既然还能在报上登启事，就说明他怕人说他抛妻弃子。他怕什么，我就拿什么跟他谈。”

安立平沉默了很久。烟灰落在地砖上，他也没去踩。

最后他说：“你要我帮你什么？”

安杰说：“第一，我要一个身份。能让我在香港合法留下来的身份。第二，我要一个电话或者一条能和台湾他直接联系上的渠道。第三，我需要你帮我查清楚，安永昌在台湾到底有多少产业，他现在的妻子、子女、身份、社会关系，越详细越好。”

安立平笑了。他把烟掐灭在茶碟里：“你真是你爹的女儿。”

安杰没笑。她说：“堂叔帮我，我不会让堂叔白帮。我拿回的钱，分您两成。”

安立平眼皮微掀。他看了安杰好一会儿，像在估量这个侄女的话有几分真。最终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是上环逼仄的街景，电车轨道在路中央延伸，行人像棋子一样移动。

“我帮你，不是因为钱。”他背对着她说，“你娘当年对我有恩。再说，安季堂欠的债，不该让你们几个小的来扛。”

安杰没说话。她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上的手。指甲缝里还有洗不净的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