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传到西山的时候，赵元庚正在地图上划最后的火力配置图。张吉安把南街的事报完，补充了一句：“没开枪，没伤人，溃兵全数收拢，编入预备队。五奶奶没事。”

赵元庚把红铅笔放下，靠在椅背上。他想起前世她在老虎山上面对梁飞虎几百号土匪也是这样——不要命、不服软、站得比谁都直。两世为人，她永远是那个在人群里站得最直的人。他拿起茶缸猛灌了一口，拿袖子擦了擦嘴，像是要掩盖什么似的，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谁都听得出来的双关语：“那个女人，比整条防线都好使。”

张吉安在角落里站着，没有接话。但他心里想的是：你才知道。

这天夜里，赵元庚独自坐在指挥所外面的弹药箱上。虎头崖方向的探照灯每隔几秒扫过山谷，把山坡上的灌木照得一片惨白。他低头看着自己脚上那双布鞋——鞋底已经磨薄了，鞋面上沾了泥和火药灰，但他一直穿着。他没有带军靴来前线，只带了这双鞋。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活着回去。但他知道，如果她在这里，她会站在溃兵面前说“把枪放下”；会站在城门洞里压住收钱的兵痞；会站在县衙门口盯着县长开仓放粮。她会替他守住他的城，比他守住得更好。他把烟头丢在地上，拿鞋底碾灭。站起来，整了整军装，走回了指挥所。既然她守住了城，他就要替她守住这道关。哪怕战后他卸下所有功名官爵，牵马回村种地，至少她能笑着说一句——赵元庚这个人，这辈子总算是做了一件人事。

仗打了大半年，赵元庚在鹰嘴岭挡住了日军六次冲锋。阵地前的焦土被炮弹翻了不知多少遍，踩上去是虚的，靴子能陷到脚踝。梁飞虎在虎头崖守得更狠，带着独立营和日军拼了刺刀，生生把一个大队的鬼子钉在山口外面，一步都没让他们踏进来。

后方县城在徐凤志的打理下稳当得很。开了大半年的平价粮没断过，伤兵转运站收治了上千个伤兵，连溃兵扰民的事都再没出过。所有人都知道旅长夫人提着一杆枪一匹马平过溃兵，谁敢再犯，先掂量自己有没有那个胆子。

赵元庚心里搁着的事，在后方不在前线。不是战事，是鸳鸯枕。

鸳鸯枕是赵家秘藏了三代的传家宝。一对汝窑天青釉瓷枕，宋徽宗年间出自汝州官窑，釉色如雨过天青，价值连城。江湖上的盗墓贼、军阀、古董商、甚至日本人，找这对瓷枕找了几十年，没人知道它藏在哪儿。赵元庚从小就清楚——它藏在他娘的枕头里。赵老太太日夜枕着它睡了半辈子，谁也想不到一个老太太的荞麦枕头里会藏着天底下最贵的一对瓷枕。

前世日本人为了找鸳鸯枕，派了多少间谍渗透进晋陕，又死了多少人命。老太太临终前把鸳鸯枕亲手交给他，说了一句让他一辈子都没忘掉的话——“拿去卖，买枪买炮，打鬼子。祖宗的东西，用在刀刃上。”他照做了。卖瓷枕换了一个团的装备，把鬼子一个中队钉死在虎头崖外面。那是他这辈子花得最痛快的一笔钱，也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觉得自己没辜负赵家的祖宗。但那是前世的事了。前世这笔买卖做得太晚，瓷枕换了枪炮，枪炮还没捂热，梁飞虎就死在了一场本该打得赢的仗里。那些枪炮不够多、不够好，撑不住整条防线。

这辈子他不想再等。老太太身体还硬朗，瓷枕还在她的枕头底下。前线战事正紧，拖一天就是一天的变数。他得回去跟他娘开这个口。

赵元庚把鹰嘴岭的防务交给副手，连夜骑马跑了几十里山路回了赵家大院。到家已是半夜，上房的灯还没熄。老太太年纪大了觉少，正靠着床头发呆，听见儿子在门外叫了一声“娘”，便知道不是好事。

“你又回来做什么？”老太太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不咸不淡的，听不出喜怒。赵元庚进了门也不寒暄，在她床前站定，开门见山说：“娘，我要鸳鸯枕。现在就要。”

老太太抬起眼皮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她慢悠悠地把手里的佛珠绕了两圈，搁在枕头边上，然后把手伸进枕头底下，摸了一会儿，摸出那个油布包裹。包裹不大，方方正正的，油布已经磨得发亮，是她亲手裹的。她把包裹搁在膝盖上也不打开，就这么拿手按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