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子年浙江乡试，终于在一种劫后余生的气氛中落下了帷幕。最后一场策论的考卷被糊名、誊录、封存，送往阅卷官所在的内帘。数千名士子如同经历了一场漫长而惊心动魄的噩梦，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心，依次走出那座困了他们九天六夜的贡院大门。

阳光有些刺眼，空气仿佛都带着自由的味道。但许多人脸上并无太多喜悦，只有深深的疲惫和后怕。关于“奸吏作祟”、“邪术扰闱”的种种细节，早已通过口耳相传，演变出无数个版本，在士子中间和整个省城疯狂流传。

凌越的名字，也随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再次轰传开来。

“听说了吗？是那位年轻的凌副按察使，凌神断，一眼就看破了奸人的邪术！” “何止看破！是深入虎穴，明察秋毫，据说在那贡院里与妖人斗法，最终将其擒获正法！” “真是神了！都说那邪术能让士子于美梦中安然离世，毫无痕迹，这等诡谲手段，竟也被凌大人勘破了！” “啧啧，如此年轻的按察副使，果然有过人之处！‘神断’之名，名不虚传！”

茶楼酒肆、书院文会，处处都能听到这样的议论。凌越此前破获桐花寺案、漕运鬼船案积累的名声，在这次关乎无数读书人切身利益的科举大案中，达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大明提刑官”、“凌青天”、“凌神断”等名号，被越传越神，几乎成了百姓和许多普通士子心目中正义与智慧的化身。

甚至有不少侥幸逃过一劫的考生，尤其是那些家境富裕、心有余悸的商贾子弟，私下商议着要凑钱给凌越送匾额、立生祠，以感谢其“再造之恩”。

然而，与市井民间和普通士子的交口称赞不同，在更高层的文人圈子和部分保守的官员之中，却响起了另一种声音。

一场在西湖畔某处精致别院举行的文人雅集上，几位致仕官员和在野的名士大儒，品着明前龙井，话题自然也离不开刚刚结束的乡试风波。

“哼，什么‘神断’，不过是倚仗些奇技淫巧，哗众取宠罢了！”一位须发皆白的老翰林捋着胡须，面带不屑，“科举抡才，乃国家至高无上的盛典，关乎文脉气运，岂容轻易亵渎？听闻那凌越在贡院内，竟默许女子入内，更是动用了些不明不白的验尸手段，简直是骇人听闻，有辱斯文！”

“张老所言极是。”另一位中年名士附和道，他是本地有名的理学家，“贡院是何等清贵神圣之地？竟被搞得乌烟瘴气，又是毒药，又是邪术，还死了人！此事宣扬出去，让我浙江士林颜面何存？让朝廷体面何存？依我看，就该低调处理，将那奸吏明正典刑即可，何必大肆宣扬，弄得人心惶惶，反而显得我辈读书人胆小畏怯，让朝廷觉得我浙江考场风气不正！”

“不错，”又一人接口道，语气带着酸意，“那凌越年纪轻轻，骤登高位，行事如此张扬酷烈，为了破案不择手段，怕是其心非纯为公义吧？如此踩着士林的清誉往上爬，非君子所为。”

这些议论，充满了卫道士的迂腐、既得利益者对旧有秩序被触碰的不满，以及隐隐的嫉妒。他们不在乎真相如何，只在乎“科举”这块金字招牌是否被玷污，只在乎自身的清誉和地方的颜面是否受损。凌越雷厉风行的手段和超越常规的做法，在他们看来，本身就是一种对“神圣性”的破坏。

这些论调，自然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凌越的耳中。

按察使司值房内，王砚有些愤愤不平地将外面听到的一些风言风语禀报给凌越。

凌越听完，只是淡淡一笑，继续批阅着手中的卷宗。经历了这么多，他早已不是那个初来乍到、还会因为几句议论而心绪不宁的现代人了。

“由他们说去吧。”凌越放下笔，语气平静，“破案缉凶，是我的职责。还考场一个清白，让士子能安心应试，是更大的职责。至于旁人的毁誉，重要吗？若因顾忌虚名而畏首畏尾，让凶手逍遥法外，那才是真正的失职。”